人人都是其存在的歌者。借由歌唱，他才走进了世界。
——科麦克·麦卡锡，《平原上的城市》
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现代科学带来了人们对其生活的宇宙认知上范式的改变。混沌理论一改牛顿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世界不再是一台有序的机器，而是一个有着有序的无序或者无序的有序的涡旋。秩序指的是稳定、有规则、肯定性、世界的确定性，世界上的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无序指的是动荡、无规则、偶然性、世界的不确定性，世界上的事物之间彼此隔离。经典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秩序，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则是找到秩序，也就是找到潜藏在无序和表面噪音之下世界上事物的运行规律；混沌理论却认为，有序和无序才是世界上事物的基本存在，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其转换取决于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依赖。对于混沌理论来说，在一个决定性的系统中，内在偶然性的出现是系统的需要，这意味着事物发展中存在着决定性的不可预测。混沌理论强调对事物的描述而不是对其未来的走向进行预测，从此粉碎了拉普拉斯试图了解宇宙这台大机器神秘性的美梦。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混沌，我们生活的世界根本没有绝对规律，也不存在机械进程，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且不可预测。当然，世界不再是一个孤立和封闭的系统，其中的事物之间互为联系，且呈开放性。世界也不再是宏观或者微观之说，而是呈整体和全息性。作为一个重要隐喻，混沌在1980年代之后早已从科学领域进入了哲学和文学的视域。后现代主义与混沌理论在对世界认识上的重叠，使得艺术和科学在当代社会踏进了同一片领域，造成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巨大变化。
混沌是麦卡锡作品的核心，也是理解麦卡锡小说艺术魅力的张力所在。本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麦卡锡复杂而又动态的小说，研究指出，麦卡锡小说的叙事内容、叙事策略、叙事形式乃至整个小说的审美构型都与“混沌”相关。混沌不仅在本研究中被用于讨论麦卡锡对人性、社会以及自然的理解，并且研究发现，在麦卡锡充满复杂性哲学思考的小说中，人性、社会与自然均呈现出有序的无序和非线性之混沌的特点，不仅麦卡锡小说的叙事内容呈混沌性，麦卡锡的文本世界也呈“混沌”性。在麦卡锡的小说中，混沌理论的重要原则被用作麦卡锡小说的叙事策略，而混沌理论的重要图形也被用作麦卡锡小说的空间构型。不仅如此，麦卡锡小说整体上也呈现有多维映射的曼陀罗构型，从而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了整体上混沌之特点。
麦卡锡是一个不断迁徙移动的作家。在他的人生生涯中，他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而总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麦卡锡的家从最初美国东部的罗德岛搬到了南方的田纳西州，又从田纳西州搬到了英格兰，接着搬到了德州的埃尔帕索，最后又迁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生活中居所的变迁，呼应了麦卡锡小说创作上的变迁。从他早期初涉文坛时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小说到他中期西部“转向”后的西南部小说，再到他最新时期的新墨西哥小说。总之，在他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中，麦卡锡的小说创作总与一定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无独有偶，不仅小说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其小说创作上的地域变化有一定呼应，麦卡锡小说的主要人物也有一定的“移动性”。他们要么因被动要么因主动要么因为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变量，经历着从“文明”到“荒野”的逃离和“在路上”的奔波和迁徙。《上帝之子》中的白乐德，《萨特里》中的同名小说人物萨特里，“边境三部曲”中的牛仔约翰·格雷迪与兄弟比利，《血色子午线》中的“少年”，《老无所依》中的莫斯，甚至《路》中的“父亲”等，概言之，这些小说人物无一不被卷入了决定性的混沌之中。与小说人物的逃离和流浪命运相呼应，麦卡锡小说基本上可看作路程叙事小说，叙事上总与旅行或旅程相关。正是麦卡锡小说人物的“流动性”，使得麦卡锡小说与混沌以及混沌理论有了联系，毕竟混沌理论研究的就是非线性动力系统中事物运动的轨迹，小说人物的运动也是动力系统中的事物运动。可以说，正是由于麦卡锡本人及其小说存在的“流动性”，使得本研究选用混沌理论来做研究的基本理论，目的在于更加方便也更加可信地探讨麦卡锡复杂而又动态的小说。
麦卡锡钟情于荒野。少年时代的麦卡锡，经常在家乡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林间打猎和游荡，这使他不仅熟悉荒野，还掌握了丰富的荒野知识。麦卡锡笔下众多的小说人物都可看作荒野中优秀的“拓疆”人。荒漠、山林、洞穴与平原，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居所。可惜的是，他们最后都成了荒野上的流浪者。白乐德、“少年”、约翰·格雷迪、比利、莫斯以及“父亲”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造成了荒野的“去自然化”，加上原子弹在20世纪的爆炸，人们曾经的居所被剥夺，使得他们不得不流浪，并永远地走“在路上”。今天的世界，人们住的地方即使看似偏远，但他们生活的角落无一不受20世纪晚期消费主义与现代性的影响，生活的居所与方式都有了改变。麦卡锡理解荒野，也理解邪恶和暴力，以及深藏在人性与人类社会深处的黑暗。在麦卡锡这里，荒野不仅存在于外部，也存在于内部，他的小说很多时候表现的是内外皆荒野的社会和宇宙。麦卡锡曾经对采访者说过，“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流血的生活，那些认为人性可以改善，人们能够和谐生活的观点，在我看来，非常危险”。从荒野出发，麦卡锡观察到的世界比荒野更为蛮荒，那里战争频繁发生，二战、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反恐战争，甚至还有人类反对核武器的战争，战争使得人类世界充满了流血和暴力。在麦卡锡看来，如此的荒野世界，正是人与社会“荒野性”的外在投射，其黑暗和苍凉某时候就是英国作家康拉德笔下那“黑暗的心”，是诗人艾略特眼中整个西方社会“荒原”的别样呈现。
作为麦卡锡小说的“元叙事”，荒野在麦卡锡作品中的呈现不仅是隐喻性的，也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政治意义甚至神话意义上的。作为混沌最伟大的隐喻之一，荒野在麦卡锡的小说中与混沌同义。我们知道，混沌理论聚焦自然。可以说，自然对后现代科学的返魅，使得人们得以在自然中更好地了解自我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自然是非线性的。自然中存在的对称与不对称、有序与无序、美丽与丑陋、规则与不规则等，这些看似并列的两极不是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而是互相平行相互转换。上述平行或转换的两极经常出现在麦卡锡的小说中，使得麦卡锡小说充满了“悖论”，这一点正如混沌的荒野向我们人类展示的那样。在麦卡锡的小说中，自然、社会与人都有荒野或混沌的特性，它们不再受制于人们传统上对善与恶、有序与无序、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等二元对立概念的认识，而是充满了含混，或者说一种非线性的折衷主义。正是麦卡锡小说对人、社会与自然呈荒野或混沌的“越界”表现，使得麦卡锡在当代美国文学领域独树一帜。麦卡锡是个严肃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他能够聚焦当代文化中的关键问题，并在他对资本主义秩序的质疑中，指出他所生活的后现代社会的病症，并借由他对世界是为混沌的观点，批评和拆解了资本主义秩序。
麦卡锡相信“词即物”。在他看来，生活也是一种叙事。所谓叙事，其核心意思就是建构和虚构性，具有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之特点，这就使得麦卡锡对世界的认识不同于传统牛顿思维将世界看作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认识。麦卡锡小说《骏马》中邪恶的警官就说过，“我们可以创造真相”。无独有偶，他的小说《穿越》中有位前牧师也有类似的言论，“一切都是讲述”。生活在麦卡锡看来，就是一个确定性的混沌。人人都有可能会被卷入混沌的轨迹中，而生活也的确充满了随机和偶然性。在他的小说中，大多数小说人物都处于混沌的边缘。在混沌的边缘，有序与混沌能够交替变化，其变化取决于对初始条件内部敏感性的依赖。换句话说，任一微小的干扰，都会引起生命系统巨大的变化。白乐德、约翰·格雷迪、比利、莫斯以及“父亲”等的生命就是典型的个案。在他们命运的混沌系统中，蝴蝶效应不仅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生活的涡旋，我们得以印证决定性混沌的悖论。概言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互为因果，他们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节点也是核心，在巨大的复杂的混沌之网中，他们相互影响，彼此关联。
麦卡锡的混沌世界观，使得他的作品一方面自身相互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互为映射，从而使得他的作品不仅自身存在互为自相似的分形，有了混沌的整体性，更是与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有了多方面的关联，从而彻底走向美国文学传统，并最终走入和融入传统的长河之中。从我们对“边境三部曲”的《骏马》和《穿越》中小说空间构型的讨论，可以看出麦卡锡小说文本自身的自相似性。不仅如此，麦卡锡小说文本的自相似性，也可从其小说文本丰富的互文和自互文中看出。互文指的是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之间的关联，而自互文指的是同一个作家不同作品之间的关联，暗示某一作家其作品的演绎和推进。将麦卡锡的小说人物与美国著名作家欧文笔下的“温克尔”们联系起来，本研究指出，尽管麦卡锡的小说人物都有逃逸命运的相似性，但毕竟每一个体都存在差异，加上人类命运偶然性因素的捉弄，使得他们并没有完全相同的命运轨迹。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温克尔”的幽灵依然未能从麦卡锡的小说中走远。无论退守西部还是走向大平原，或者最终选择走在路上，他们始终与逃逸和旅行相关，并因此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了强烈的自互文，使得他的小说整体上充满了自相似性。就我们讨论小说《血色子午线》的迭代叙事时，也曾就小说主要人物法官霍尔顿和“少年”人物刻画上的互文性，指出麦卡锡小说人物的自相似性。在讨论小说《穿越》时，我们从小说人物比利的荒野幻梦入手，也讨论过麦卡锡小说的互文性。
互文或自互文是讨论和研究麦卡锡小说的“主导”因素，这一点从我们对“边境三部曲”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小说中，自相似的痕迹从来就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中，若隐若现。库拉与白乐德，萨特里与约翰·格雷迪，萨特里与“少年”，法官霍尔顿与旭格，约翰·格雷迪与比利，阿莱杭德拉与母狼，比利与博伊德，约翰·格雷迪与阿尔芳莎，阿莱杭德拉与玛格达琳娜，罗查与爱德华多等，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自相似性。除了麦卡锡小说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其他次要人物也存在强烈的自相似性，从而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一种整体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外围黑暗》中第一次出现了白痴的人物形象，接着类似的白痴形象也出现在《上帝之子》和《血色子午线》之中。盲人的形象更是贯穿在小说《萨特里》、《血色子午线》、《穿越》、《平原上的城市》以及《路》中，并且他们都是以智者的形象示人。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们，并不像他们被设计成次要角色的地位一样，无足轻重；相反，他们在麦卡锡小说中往往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独到的理解。他们对世界的随机和混沌性的观察非常深刻，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个智者，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上帝之子》中的铁匠，《萨特里》中的捡破烂者和印第安人迈克尔，《血色子午线》中的沙漠隐士、法官霍尔顿以及前牧师，《骏马》中的阿尔芳莎，《穿越》中的前牧师、盲人、吉普赛流浪者、捕狼人阿尔杜夫，甚至流浪艺人等，《平原上的城市》中的盲人乐师，《老无所依》中的杀人恶魔旭格，《路》中的盲人伊里等等，他们关于世界、存在、宗教、历史以及人性的观察都特别独特，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麦卡锡本人的观点。
呼应小说人物刻画上的彼此联系和互为自相似的分形，麦卡锡小说中还有一批与随机和混沌相关的意象，使得麦卡锡的小说在细节的呈现上，加强了微观角度上的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地毯、迷宫、木偶线网、硬币制造、地图、抛掷硬币、弈棋以及雪花等意象，散见于麦卡锡的小说中，是麦卡锡用来说明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宇宙呈随机和混沌的重要意象。上述意象出现在麦卡锡的不同小说中，有时与小说人物命运有关，有时只是存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关涉小说人物命运的随机性以及世界的混沌性。譬如小说《穿越》对雪花的讨论，显然是对人类命运随机性的讨论。造币和弈棋出现在小说《骏马》中，显然是小说人物阿尔芳莎用来警示牛仔约翰·格雷迪人生命运的混沌性。至于抛掷硬币，出现在小说《血色子午线》以及《老无所依》中，是说明世界随机性以及表现法官霍尔顿与旭格两个混沌人物最好的象征。迷宫和地图出现在小说《血色子午线》与《路》中，显然是对语言与符号关系的探讨，反映出麦卡锡的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准确地说，这些混沌意象的使用，是麦卡锡用来反思后现代主义人类困境，揭示后现代主义时期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整个宇宙关系的重要表征。它们从微观的角度，阐释了麦卡锡对个体与人类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麦卡锡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人们较为关注的话题，包括存在、语言以及叙事等的后现代主义世界观。
麦卡锡的西南部小说中，自互文现象格外突出。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麦卡锡极具影响力的小说《血色子午线》与“边境三部曲”看作一个整体，称作边境“四部曲”。在这四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后现代西部小说流派的选择，以及小说对边疆或荒野神话的批判与荒野地景的表征，甚至它们共同表现出的强烈的混沌世界观等，都存在着明显的自相似。在麦卡锡看来，历史与神话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在他对上述四部小说人物荒野旅行的表现中，麦卡锡批评了荒野或边疆神话对普通民众以及年轻人的毒害，并借这一影响的危害性，展现了后现代时期存在着的拟像的“实在性”。他的后现代西部小说文类的选择，无疑使得麦卡锡实现了对建构美国西部传统的神话和历史进行“同谋”式的批评。麦卡锡小说本身拥有的强烈的“自指性”，也使得麦卡锡从西部小说这一文类的内部，对此类小说的传统进行颠覆和解构，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在走向西部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实已经实现了对这一小说传统的偏离和超越。对边境或荒野神话的重写，使得麦卡锡同美国文坛1960年代之后重访历史的时代潮流有了互动和共鸣，也因此使麦卡锡得以与当代的美国文学大师们一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些美国文学大师们包括多克托罗、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伊斯米尔·里德（Ishmael Reed）和詹姆斯·威尔士（James Welsh）等。值得指出的是，小说文本丰富的互文性，不仅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等多个维度的映射性，更是使得麦卡锡小说自身的文本世界，有了强烈的对话性特征。重要的是，小说文本世界这一丰富的互（内）文性，使得麦卡锡的小说不仅自身彼此联系，而且还与美国文学经典多方关联，形成了小说整体上具有混沌审美的曼陀罗构型。研究发现，麦卡锡小说与美国文学传统上的经典作家譬如欧文、库柏、麦尔维尔、马克·吐温、福克纳都有互文联系，正是这一显著特点，使得麦卡锡的小说在走向传统的同时，也因其自身对经典的杂糅和折中，甚至是偏离和超越，从而走进了传统。
身为圣菲研究所一名跨学科的“研究员”，积极参与研究所工作的麦卡锡，对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并不会陌生。我们知道，麦卡锡很早就认识了圣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也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默瑞·杰尔曼。对于圣菲研究所这样“一个独立的科学和教育中心……用来进行物理学、生物学、计算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的跨学科合作……试图揭示我们所处的复杂世界中深刻的简单性之下的运行机制”，麦卡锡与圣菲研究所的关系和情谊，使得他的小说创作有意识地与混沌理论的重要范畴和基本原则，有了一致性。这一点从我们对麦卡锡重要小说《血色子午线》、《路》以及《老无所依》的叙事策略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小说中，混沌理论的重要概念，如迭代、不确定性以及蝴蝶效应等都被应用到麦卡锡的小说叙事中，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美丽的混沌之特点，那就是复杂而又动态。除了对混沌理论的了解熟知外，麦卡锡本人科学的复杂的世界观也反映在他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将混沌理论的概念、范畴、理论和原则运用到小说的叙事内容、形式、策略以及空间构型上，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了科学的特点。这一点也使得麦卡锡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包括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品钦、约翰·巴斯以及德里罗等更加接近。
形式符合内容。正是对小说形式的准确选择，试图呼应后现代社会呈现混沌性这一现实内容的实在性，才使得麦卡锡聚焦混沌。混沌成了麦卡锡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在他的小说中，不仅混沌理论的重要原则和范畴成为他小说的叙事策略，混沌理论的重要图形也成了麦卡锡小说的空间构型。奇异吸引子和分形两大重要图形在小说《骏马》和《穿越》中的运用，就是成功的个案。上述两大图形的运用，使得麦卡锡的文本世界有了对称的不对称或者有序的无序的空间构型。可以说，正是混沌理论的重要原则以及图形在麦卡锡小说中的运用，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了典型的动态小说的特点，因为动态小说指的就是“那些在结构上以及通过图形、范式和内容等将混沌理论或复杂性理论运用其中的小说”。
混沌理论强调观察者的介入和干扰，正如著名数学家曼德博对英国海岸线的观察，其长度的长短，取决于度量衡选择的不同。这一点也适应于对麦卡锡小说的观察。实际上，要将麦卡锡的作品准确分类也很困难。尽管麦卡锡的研究者已经就写作模式来说，将麦卡锡的小说归于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等文类；或者他们就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也曾经将麦卡锡的小说看成南方小说、西部小说或西南部小说等。事实上，将一个作家的创作打上某种主义的标签，甚至用某种主义将其归类，都较为偏颇，甚至受限，因为泛泛的归类，只是方便文学史的归类和编撰，终究有可能造成对这一作家和作品理解的束缚，产生众多的误解。就本研究讨论的麦卡锡小说世界的混沌性来说，麦卡锡的小说已经逾越了任何批评疆域或者理论话语的限制和界限，因为麦卡锡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并非是意义的多重化，而是有着多重释义的一种意义”。因此，在笔者看来，麦卡锡的读者是被写作者邀请参与到小说创作中去的，因为麦卡锡明白，尽管面对的是同一个既定的文本，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释，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就如海岸线测量选择不同的度量衡其结果并不一致的情况一样，读者所运用的方法并无好恶之分，都有他相对正确的道理。如果一定要指出麦卡锡的小说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品，罗兰·巴特意义上的可写性文本（writerly text）才是唯一可信的答案。这一点麦卡锡的小说《血色子午线》和《穿越》就是很好的个案。
在巴特看来，可写性文本与可读性文本（readerly text）的区别尽管并不绝对，但两者的差别确实存在。可读性文本通常指那些现实主义文本，它们试图模仿现实，来创造出看似真实的感觉，读者对这些文本的反应只能是接受或者拒绝，原因在于，读者参与文本的创造权已被剥夺。不同于可读性文本，可写性文本通常指的是那些所谓“不及物”的作品，其目的旨在聚焦写作本身，写作可以创造现实，而并非只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简言之，可写性文本欢迎读者的介入，并极力邀请读者参与文本的创作中来。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可读性文本是有序的和清晰的，而可写性文本则呈含混的和不清晰的特点。一句话，可写性文本是一种能指，远非所指。就麦卡锡而言，他关于文本的观点，已经借小说《穿越》中的人物前牧师之口，坦白道出：
讲故事的人，总会确定一些分类，以便他的听众听故事的时候希望能将他的故事放入某个类别，然而，这个讲故事的人，内心清楚得很，因为叙事本身根本没有类别可分，如果一定要将其分类，则不过又成了所有类别中的一个罢了，毕竟从没有一种叙事可以跳出其叙事的范围之外。所有的故事都是讲述的。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它毋庸置疑。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 Coleridge）著名的《古舟子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1798）中有这样的诗句，或许我们可以用来结束对麦卡锡纷乱迷离的小说世界漫长而又艰辛的研究：
我经过一片片陆地，就如黑夜一样
我有奇异的言语的能力
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他的面颊
我知道这个人他一定听到了我
我对他讲述了我的故事
作为当代美国文学领域一位杰出的小说艺术家，麦卡锡从南方到西部，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和平原，他“奇异的言语的能力”让我们领略了混沌的力量和魅力。麦卡锡说是位诗人，他对人性乃至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的恶、暴力、畸形以及病态的观察，时刻警醒我们小心自己身上潜藏的恶、暴力、畸形以及病态，使得我们认识到我们自身某些时候也是邪恶和暴力的。他对我们生活的宇宙中恐怖的美的表现，拆解了西方形而上学中关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中心和边缘等的二元对立，使得我们领悟到世界原本是一个决定性的混沌。麦卡锡是位哲学家，他激进主义的批评毫无畏惧地披露了他所在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时代病症。在他看来，正是这一病症造成了人的异化，不仅为社会暴力拜物教赋码，还对荒野进行去自然。麦卡锡激进的批判，是对启蒙以来整个西方的认识论发起的挑战。他对人类生活这一混沌系统呈叙事之特点的观察，使得我们得以学会辩证地对待生活、社会以及自然，毕竟，偶然和随机在我们生活的宇宙中占主导因素。麦卡锡是位有着强烈政治意识的作家，他对历史和神话是为建构这一特点的揭示，不仅是对历史和神话腐败性的嘲讽，更是讽刺了它们在美国民族意识中的暴力倾向，也因此彻底颠覆了它们对美国民族身份建构的传统。在他批评边疆或荒野神话对美国普罗大众的恶劣影响时，麦卡锡试图“将这列还在疯狂快跑并用来建构美国国民身份的火车推下轨道，毕竟这列火车一直在控制着国家的话语”。
麦卡锡是位讲故事的高手，即使他同时代大多数的作家都承认文学的“枯竭”，而他却凭借混沌理论的重要范畴和原则来做他小说的叙事策略和叙事形式，从而表现了他对世界呈决定性混沌这一观点的认识。正是这一点，使得麦卡锡的小说创作有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并因此跻身于如纳博科夫、巴斯和品钦等世界一流小说大师之列。对于麦卡锡来说，他长达40年的小说创作生涯，正好与他生活的时代的两大社会思潮，也即后现代主义和混沌理论，遥相呼应。麦卡锡的小说艺术轨迹，见证了科学与艺术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融合的趋势。可以说，麦卡锡早已逾越了地域主义和创作模式的界限束缚，成为当代美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他对美国文学的贡献，为他赢取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和“麦粉”，欣赏和聆听他关于人类生命、社会和自然这一混沌的系统中伟大的“故事”。
成为麦卡锡故事的一名好的“听众”，并非易事，毕竟他的故事太为复杂，也太为模糊，我们总是远远地望着，似乎已经“看到了他的面颊”。然而，我们的研究不过是对麦卡锡“奇异的言语能力”的小小一瞥，毕竟研究者也是一名“夜晚”的独行者，经过了“一片片陆地”，试图借助混沌理论这一奇异的研究视角，来探究麦卡锡小说世界的丰富宝藏。尽管看似“奇异”，但也拥有无限能力，毕竟我们的研究从麦卡锡小说的叙事内容、叙事策略、叙事形式乃至麦卡锡小说整体上的曼陀罗混沌构型，讲述了笔者关于麦卡锡小说的伟大“故事”。然而，要真正成为麦卡锡“故事”的一名好的“听众”，对于笔者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讲故事的高手，他还走“在路上”。麦卡锡迄今宝刀未老，他还在创作，而对他的研究，我们不过才刚刚开始。
（上文出自《倏忽之间：当代美国作家科麦克.麦卡锡小说研究的“结语”部分》，如有引用，敬请查看原书497-5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