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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昨天与几位从事公共管理、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教师讨论国家社科基金选题。受近来有关疫情舆情的影响，有些老师显得很犹豫：疫情或抗疫类选题还能不能做？在我看来，当然能做！关键是要有科学态度，独到视角，用科学方法得出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措施！提出几条思考问题的线索，供参考。

抗疫证词

秦兴方

20230105

    三年来全球疫情大流行，是人类的一场大危机！全人类都品尝了由此带来的恐慌、病痛、失业、寂寞、麻木甚至死亡……。去年十二月以来，我国情防控在经历三年的“乙类甲管”和“动态清零”目标后，正式向“乙类乙管”和“保健康、防重症”目标转换。随之，疫情出现了大反弹。由此，不仅网络大V纷纷闪亮登场，而且一些自然科学学者在网络空间“互撕”，某些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受到网民的普遍质疑。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需更多地从病毒变异或疫情演进规律角度研究防控手段、策略及其政策举措。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面对这场人类共同面临的大危机，需要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提炼出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国家战略需求问题或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努力从抗疫实践中总结、提炼出对于人类规范自身与自然界行为，以及今后有效应对类似危机有普遍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措施。

    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这场全球性疫情及其抗疫实践到底能够证明什么呢？从一般到特殊，提出以下思考问题的线索（假说）：

    1.学会与病毒共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应有之义。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非常活跃的最小微生物，病毒与人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不可能战胜它、更不能消灭它。病毒不只是对人类造成损害或死亡，作为具有遗传、变异、共生和干扰等生命现象的感染体,它把DNA从一个物种搬运到另一个物种，为生物演化提供了新的遗传材料，对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诸多生命体生存进行调节，影响地球的气候、土壤、海洋和淡水。所以，人类不必谈“毒”色变，它具有两重性，共存前提下科学利用病毒的有用性并预防其危害性，是人类社会高级化的主要体现。

    2.疫情是自然界对人类破坏细菌、病毒生存环境的报复。从根本上说，作为病毒变异引起的强烈致病性、传染或流行性、急性疾病，疫病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严重破坏了病毒的生存环境，而病毒自身的变异规律和人类不可持续行为的叠加，则成为疫情爆发的直接原因。人类要控制疫情，必须以科学认识疫情生成及其传播的内在机理为前提，以人类自我约束为保障。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告诫的: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3.抗疫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技术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无论是在何种制度或哪个政党执政，抗疫首先是人类与自然的抗争，需要以科学认识自然、认识疫病并对症下药为支撑，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同时，抗疫是一种集体行动，具有社会性，即与特定社会制度丶意识形态丶执政党及其执政理念、管理体制丶文化差异密切相关。不同社会制度下，或者同一社会制度但不同国情的国家，其抗疫的方式方法会呈现差异，其效果也会存在不同。我们不能脱离抗疫的自然属性或技术属性只谈社会性，也不能反之。我国抗疫策略和目标的调整，首先是基于对病毒变异规律或疫情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当然，抗疫的社会性因素会对技术性因素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使技术最先进，缺乏社会性因素支持尤其是政府有效组织，同样不会产生很好的抗疫效果。

    4.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预期管理必不可少。面对像疫情管一类重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百姓恐慌心理引致的需求无限性、超前性，肯定会与人们对于疫情本身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和疫苗等技术研发的滞后性存在矛盾，而抗疫又是一种集体行动，需要百姓积极参与、配合。否则，难以实现防控目标。从各国疫情防控实践角度看，无论是我国在“乙类甲管”时期还是目前的“乙类乙管”时期，还是西方过早“躺平”的国家，政府加强预期管理尤其是合理引导百姓预期十分重要。否则，轻者会产生“政府吃力不讨好”的抱怨，重者会引起社会动荡。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舆情引导十分重要。

    5.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容错、包容机制。在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下，与常态化的管理决策不同，无论是技术专家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可能在全面、正确认识疫情后再进行决策，而只能根据一般规律甚至经验大胆假想并决策，但也有可能产生错误。建立一套有效的容错机制、包容机制，对于鼓励担当作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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