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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发展性消费及其“稳态结构”突破方向[1]

秦兴方

（扬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根据居民消费的功能，可以将其区分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当中国经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性消费赋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发展性消费实现了质的飞跃，但近年来呈现出中等水平基础上的“稳态结构”现象，而且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还存在着发展性消费支出水平及其在消费支出中占比偏低的“双低”，以及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医疗保险支出较高的“双高”现象。为突破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必须大力城乡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和均衡化，重点在促进城乡财政性公共资源的均衡化和城乡人力性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两个方向上加大改革力度。

【关键词】 发展性消费  稳态结构  “双低”与“双高”  改革取向

 

一、居民发展性消费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论述居民消费时，一方面揭示了消费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再生产的作用，如“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不能停止生产”[2]，“产品在消费中才能得到最后完成”，“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3]，以及“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4]，等等。另一方面还揭示了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功能。在他看来，工人个人消费，无论是在工场、工厂内外，还是劳动过程内外，“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5]对此，政治经济学研究一般将其归纳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实质上是消费本身具有生产性，也即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功能。在这方面，学术界多有著述。在当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作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发挥好居民消费的引擎功能，已经成为政府、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共识。

面对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目前还需要在理论上科学阐述并实践中激活的是居民消费的发展性功能。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劳动力商品理论时，将人的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等三个层次，而恩格斯则基于这一观点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其中，生存资料是维持和延续人们生命所必需的资料，享受资料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部分物质需要的资料，发展资料是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所需要的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6]也就是说，人的消费需求数量、范围、水平或能力，既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也受到一个国家、民族、习惯、风俗等因素的影响，是历史的、动态变化的。今天的人的享受需要将来有可能成为生存需要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发展需要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的享受需要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来说仅仅是生存需要或发展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无论人们的需要如何变化，在一定国家的一定时期范围内，人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按居民消费的性质，分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从消费的对象看，生存性消费主要是满足生存需要或消费生存资料的行为，主要包括吃、穿、住等。而发展性消费则是满足发展需要或消费发展资料的行为，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医疗保健、人际交往等行为。从消费的性质来看，生存性消费行为的结果是，随着生存资料使用价值一次性或逐步消失，既为生产生存资料部门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条件，又使是劳动力的生产或再生产得以延续，即以生存资料使用价值的牺牲保证物资资料、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生存性消费也是具有生产性的。至于发展性消费，则是以生存性消费为基础，在消费发展性资料的过程中，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发展性资料的使用价值一次性或逐步消失，而以非物质形态生存的发展性资料，如知识、文化、艺术等，在消费过程中不仅使自身获得传承、再生或创新，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带来人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和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创新力的提升，也即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质量的提高，带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因此，发展性消费是一种基于生存性消费并推动生存性消费水平、结构、质量变革和消费者自身消费能力不断提升的消费。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发展展水平较低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生存性消费，而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则越来越注重发展性消费。当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重视发展性消费。

按照我国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口径，在八类消费指标中，居民生存性消费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等以物质消费为主体的四项指标，而居民发展性消费则包括“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险”、“交通通信费用”和“其它用品及服务”等精神消费为主体的四项指标。很显然，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生存性消费主要着力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而发展性消费则主要着力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分析，生存性消费主要为劳动力质量提升奠定基础，而发展性消费的结果对居民而言体现为人力资本的累积，对组织和社会来说就是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从两种消费的决定因素考察，居民的生存性消费主要由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能力，在市场经济下主要是支付能力决定，而发展性消费则不仅取决于消费能力，而且还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劳动者能否有更多的“非劳动时间”或“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7]，而这种自由时间又依靠发展生产力尤其是个人生产力。因此，与拉动生存性消费不同，激活发展性消费需要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提高个人或家庭支付能力，合理配置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或自由可支配时间，提升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水平和质量。只有这样，居民发展性消费才有可能既成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二、居民发展性消费的结构及其变迁

发展性消费中的“发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居民消费使自身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通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质量提升而促使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效率、质量得到不断提高。由此，居民发展性消费结构主要是指居民消费支出中直接作用于劳动力质量提升或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和“交通通信费用”支出及其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消费结构中，生存性消费所占的比例越低，或者发展性消费所占的比例越高，表明其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全面发展程度越高，劳动力质量也就越高。在居民发展性消费内部，“交通通信费用”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的娱乐、旅游等支出，主要受居民收入、市场化或社会开放程度、交通通信息服务和娱乐旅游等市场供给能力和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这一部分支出所占的比重也越高；而“教育文化娱乐”中的教育培训支出和“医疗保险”支出则不仅受居民收入、教育医疗供给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还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特别是教育医疗服务供给体制、能力和水平密不可分。通过情况下，在居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居民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较低，反之则较高。因此，比较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发展性消费，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及其由此决定的居民收入，以及公共服务体制、能力和水平等因素。

从西方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结构看，总体上呈现生存性消费支出稳步下降而发展性消费支出则稳步上升的态势。以美国为例，1987年美国居民消费中，生存性消费中食物、居住、衣着的消费比例分别为15%、31%、5.92%，发展性消费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约占12%（其中娱乐、旅游支出分别为4，89%、3.48%）、医疗保险支出为13.54%（其中医疗、个人保险分别占4，64%、8.9%）、交通通信支出占18.84%[8]。生存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大致平分，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两者呈现“四六格局”的转变。2002年，美国居民生存性消费中食物消费比例分别为9%[9]，在英、法、德、日、加、澳等其它六个发达国家（下同）中，日本占比最高，为17.71%，而英国为13.21%，占比最低；美国的衣着消费支出为5.03%，而其它六个发达国家中，英国最高，占6.56%，澳大利亚最低，为4.04%；美国的居住消费支出为17.13%，而其它六个发达国家中日本占比最高，为26.42%，英国最低，为17.18%；美国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12.03%，而其它六国中澳大利亚最高，为14.53%，法国最低，为9.66%；美国的医疗保险支出占比为17.56%，而其它六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最高，为5.06%，英国最低，为1.48%；美国的交通通信费用支出占比为14.01%，而其它六国中英国最高，为17.64%，日本最低，为13.1%。，在以上消费支出中，波动性较大的主要是教育、医疗支出的占比，这主要与各个国家公共财政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医疗保险和福利政策的差异有关。例如，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社会保险的发达国家，所以，医疗保险支出与其它发达国家的偏离值较大。事实上，剔除这些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生存性消费中吃、住、穿三项支出的占比分别在15%、20%、5%上下波动。而发展性消费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险、交通通信等三项支出的占比由在12%、5%、15%上下波动。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尤其是发展性消费结构及其转型升级的一条重要参考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10]，到201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27.7%和 30.1%，我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生存性消费领域，我国真正实现了居民食品消费从匮乏到富足、衣着消费从穿暖到穿美、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和人均住房面积质量大幅提高的巨变。在发展性消费领域，真正实现了由吃饱穿暖时代向人的全面发展升级的新时代。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领域，2018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为11.4%，比1985年增加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为10.7%，比1985年增加6.8个百分点；在医疗保险支出领域，2018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的占比为7.8%，比1985年增加7.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为10.2%，比1985年增加7.8个百分点；在交通通信支出领域，2018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为13.3%，比1985年增加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的占比为13.9%，比1985年增加12.2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呈现 “稳态结构”。从表1可见。在2015-2020年期间，剔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以下特征：(1)生存性消费支出与发展性消费支出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其中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比在63.7%—66.5%的区间范围内，而发展性支出占比则在33.5%——36.2的区间%范围内。从动态角度看，如果不考虑2020年的特殊情况，总体上生存性消费支出的占比呈现微幅下降，而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则呈现微幅提高的趋势。（2）生存性消费内部结构调整相对较大，其中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消费支出呈现持续微幅下降，而居住消费支出则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3）发展性消费内部结构呈现“超稳态”格局，医疗保险支出呈现持续微幅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占比7.4%持续上升到2019年的最高值8.8%，均值约8.1%，而教育文化娱乐和交通支出变动不大，若不考虑2020年，两者占比基本在均值11.4%和13.5%上下波动。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居民发展性消费在消费支出中大致占据“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其中，近六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险和交通通信等三项主要消费支出的占比均值分别为11.4%、8.1%和13.5%。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无论是从发展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是就发展性消费的内部结构看，都表明：发展性消费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居民从温饱、全面小康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见证。

 

表1：2015-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迁    单位：元、%

年份	生存性消费及其结构					发展性消费及其结构					总计
	食品 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小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 保险	交通 通信	其它用品及服务	小计
2015	4814	1164	3419	951		1723	1165	2087	389		15712
占比	30.6	7.4	21.8	6.1	65.9	11.0	7.4	13.3	2.5	34.2
2016	5151	1203	3746	1044		1915	1307	2338	406		17111
占比	30.1	7.0	21.9	6.1	65.1	11.2	7.6	13.7	2.4	34.9
2017	5374	1238	4107	1121		2086	1451	2499	447		18322
占比	29.3	6.8	22.4	6.1	64.6	11.4	7.9	13.6	2.4	35.3
2018	5631	1289	4647	1223		2226	1655	2675	477		19853
占比	28.4	6.5	23.4	6.2	64.5	11.2	8.5	13.5	2.4	35.6
2019	6084	1338	5050	1281		2513	1902	2862	524		21559
占比	28.2	6.2	23.4	5.9	63.7	11.7	8.8	13.3	2.4	36.2
2020	6397	1238	5215	1260		2032	1843	2762	462		21210
占比	30.2	5.8	24.6	5.9	66.5	9.6	8.7	13.0	2.2	33.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2019-08-09 08:44:00 来源：

 

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内需的战略基点作用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消费赋能劳动力质量提升等国家战略需求相比较，同时，也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的平均水平相比较，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尤其是发展性消费结构的升级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或较大的发展空间。从总体上看，这一差距主要体现在“双低”和“双高”上。其中，“双低”主要是我国居民人均发展性消费支出的总水平及其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偏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结构中发展性消费已经占主体地位，并向“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发展，而我国尚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阶段。“双高”主要体现在发展性消费的内部结构上。在发展性消费中，我国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险和交通通信等三项主要消费支出上的占比均值11.4%、8.1%、13.5%，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均值12%、5%、15%相比较：差距之一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我国居民教育费用支出水平偏高或个人负担偏重。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教育支出的占比普遍较低。美国和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人均教育消费支出最高和最低的国家，分别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41%和0.63%，占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20.03%和6.52%，其居民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娱乐旅游消费[11]，而我国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却偏高。根据2019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4.5元，占消费支出的7.72%，占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66.24%[12]。另一个差距是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偏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这一特例，人均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17.56%，以及澳大利亚占5.06%外，其它多数国家都在5%以下，英国仅为1.48%，而我国近年来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却占8.1%以上。

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发展性消费支出水平及其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偏低（“双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从长期来看，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才能得以解决。而发展性消费支出中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医疗保险支出较高（“双高”），不仅有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因素，也与我国公共服务体制，能力和水平有关。建国七十多年来，我国公共服务体制经历了1949-1978年期间的城乡之间不平等但城乡内部平均、1978-2002年期间在效率优先下城乡公共服务不平衡扩大、2002-2012年期间改善民生导向下城乡公共服务向均等化转型，以及2012年以来共享发展理念下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多个阶段，城乡居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是，无论是民生需求相比较，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其中，“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居民个人或者家庭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负担较重，而“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13]。2015年，全国城乡综合均等化差异的平均值为0.486。其中，基本公共教育的城乡差异平均值为0.453，我国医疗卫生的城乡差异平均值为0.457，我国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异平均值为0.569[14]。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充分、不平衡，不仅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尤其是对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中的文化娱乐旅游消费和人际交往性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过重的教育、医疗负担或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还会对国家“三孩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我国劳动力数量改善和质量优化产生冲击，由此传导或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效循环。因此，如何解决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下隐藏的“双低”和“双高”，成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中必须攻克的重大问题。

三、突破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的方向

“双低”和“双高”现象的存在，表明我国目前的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充其量是一种中等水平而非高水平的稳定结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主要“症状”之一。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失败教训和日本、韩国等成功案例中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或有效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消费领域关键取决于能否不断提高发展性消费的水平及其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或逐步降低居民在相关领域的支出负担，从而不断提升劳动力质量和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由依靠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借用他人技术策略向自主创新道路的转变。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方向性选择的阶段。

毫无疑问，由于居民消费归根到底是由个人及其家庭收入决定的，所以，突破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需要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由此决定的居民消费能力为基础。其中，除了个人努力、单位或组织的效率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等因素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分配方式。从社会总体角度看，这里主要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等基础性制度安排，以不断扩大全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和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发展环境。从突破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瓶颈角度分析，既需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完善劳动者、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以保证劳动者收入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也需要发挥三次分配在平衡收入差距尤其是帮扶低收入阶层方面的补充作用，但目前更重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和创新再分配机制，推进城乡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和均衡化，真正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激活发展性消费的引导和调节作用。正如蔡昉所言，当前，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15]。

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实际和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及其态势，为突破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城乡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和均衡化重点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促进城乡财政性公共资源的均衡化，即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合理城乡财政投入数量和结构，特别是加大乡村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基础性资源的投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优化城乡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减轻城乡居民教育、医疗支出负担，充分发挥财政性公共资源对居民共同富裕和经济拉动的倍加效应。这种倍加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财政投入与居民支出之间的此消彼长或替代效应，政府公共投入增加，将会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等发展性消费领域的支出负担，提高居民对可支配收入自由支配的程度，增加居民在基本生活消费领域的支出选择。二是公共投入的提高或居民支出的降低，将会改变居民收入分配中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社会调节的结构，尤其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结构，提升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弱化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三是提升劳动力再生产质量和阻止代际贫困效应。教育、医疗领域公共投入的加大，既让低收入群体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培训、医疗服务等机会，从而有可能增加职业、岗位选择性，获得更高的收入报酬，也有可能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产生，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仅如此，财政性公共资源的嵌入，可能使低收入群体的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教育服务和发展机会，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断提高财政性公共资源投入的基本政策取向，坚持“点”与“面”相结合，坚持托底与普惠分类施策。在“点”上，加大对残疾、五保等特殊或特困群体的补助力度，保障最低生活需求，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托底功能。在“面”上，围绕不断提高普惠水平，在教育领域，切实规范义务教育收费行为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行为，堵住义务教育阶段各种乱收费渠道，加大对农民职业培训和贫困学生助学金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医疗保险领域，稳步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医保范围，提高报支比例、大病统筹水平和医疗救助力度，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利用财政杠杆，鼓励和支持社会慈善、捐赠、救助等事业发展，发挥三次分配在帮助特殊群体中的补充作用，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既要达成减轻居民相关消费支出负担的目的，又要实现提升发展性消费质量的目标，必须将城乡财政资源均衡配置和第二个方向，即加大城乡人力性公共资源配置的一体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重点是，加强城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人才资源的均衡配置，尤其是引导中心城市相关专业人才到县域、乡村去，加强城乡相关专业人才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县域、乡村人力源配置质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形成与城乡财政性公共资源均衡化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格局。如果说财政性公共资源嵌入对共同富裕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那么人力性公共资源嵌入则还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或促进共同富裕代际传递的效应。财政性公共资源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所具有的倍增效应，重点在“输血”，而人力性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侧重点在于“造血”，即通过人力资源尤其是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输入，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劳动力或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质量，具有“治本”功能。所以，我国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国办发〔2015〕43号）中就明确提出：发展乡村教育，帮助乡村孩子学习成才，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2017年1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时特别指出：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必须优先加大城市对农村人力性公共资源支持的力度，加大县域、乡村内部人力性公共资源的挖潜、整合和高效配置，在克服人力性公共资源数量短缺基础上推动人力性公共资源质量的渐进式提升，应该成为突破发展性消费“稳态结构”的重点方向。

[1] 成果来源：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嵌入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17AJL009）。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653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1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660、662页。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1页。

[8] 1987年的数据来源：黄泰岩：《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第30页。

[9] 2002年的数据来源：尹清非：《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探析》，《消费经济》2005年第4期，第89-03页。

[10] 数据来源：《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下同），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08-09。

[11] 数据来源：尹清非：《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探析》，《消费经济》2005年第4期，第91页。

[12]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10月。

[13] 周南：《发改委就城乡融合发展回应社会关切》，中国日报网，2019-05-07。

[14]孔凡文、张小飞、刘娇：《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分析》，《调研世界》，2015（07）。作者构建了由基本公共教育（含大专、高中、初中、小学文化人口及以上人口占比和未上过学人口占比等5个二级指标）、医疗卫生（含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3个二级指标），以及基础设施（含供水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燃气普及率等3个二级指标）等三个一级指标和11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全国各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TOPSIS法进行了测算。

[15] 蔡昉：《共同富裕三途，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结构》，“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2021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