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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我于1993年挂职担任中外合资湖北咸宁席业咸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4月-2007年8月挂职担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分管科技、质监，协管工业经济和招商引资），以及2017年以来受扬州市国资委之邀担任扬子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的经历，使我对地方政府、企业（资本）及其行为，掌握了更多一手资料，并有更深切的感受，现进行整理。今天讨论微科技创新生态（简称“微生态”）及其技术创新发生机制，从而初步完成技术创新供给侧发生机制的讨论，后文将讨论技术创新需求侧的发生机制。

技术创新如何发生-科技创新微生态？

秦兴方

20230227

面对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同时世界变局中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又面临“卡脖子”，需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需要提高科技创新中的有组织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基于个人兴趣进行的研究，要“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习近平，2023年）。通常而言，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是由正规组织体系的单位来推动的，而自由探索和非共识创新则由个人、家庭、班级、兴趣小组、车间、班组等非正式单位或者“微单位”实施。与有组织的科研相同，非正式的“微单位”的科技创新也需要良好的创新生态——“微创新生态”或“微生态”的支持。这种“微生态”既可能与国际、国内、区域和单位的科技创新生态相关，但更具有自身生成的独特规律。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微生态”是科技创新生态不可忽缺的组成部分，是影响科技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微生态”影响个人的习惯、兴趣、爱好，影响科技创新素养、潜力和能力。在个人成长和发展中，先后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微生态”环境，即“家庭生态”、“课堂生态”和“工场生态”。

家庭生态：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庭是培养子女良好学习习惯、兴趣或爱好的第一个教室。中国家庭或父母具有鲜明特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生活上最穷不能穷孩子理念下不遗余力的给予，学习上望子成龙驱动下不计成本的投入，但行为上稳字当头观念下不容辩解式的管教……，使得中国的家庭生态具有重教、求和、避险等显著特征。从科技创新角度看，中国式家庭奠定了科技创新所需要的科学素养基础，也奠定了有组织科研特别是重大科技攻关所需要的集体力基础，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家庭生态也在一定程度扼杀了独立个性、人格的形成和问题意识、自由探索精神的培养。这也有可能是标准化、格式化科技创新人才多，而别具一格式人才成长则相对困难的一个假说！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生态更加强调孩子的独立意识、意见表达和个性张扬，这是不是科技领域多产“奇才”、“怪才”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我们作更深一步的研究。当然，在我国，区域之间的家庭生态也是有差异的，例如，尽管江苏和浙江同处长三角区域，但江苏的家庭更加重视引导孩子多读书，而浙江的家庭则更加重视培养子女有独立生活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江苏多出读书人，而浙江频产著名企业家。这些例证从一个侧面说明，家庭生态极其重要，对于科技创新来说也不例外。

课堂生态：毫无疑问，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教育，除了政治教化、行为规范功能，是人们积累科技创新所需要的科学知识的主要途径，更为重要的，课堂还是培养创新精神、掌握创新方法和孕育创新灵感之地。前者主要强调课堂教育的知识传授功能，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课堂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特别是质疑勇气、问题意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方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构成科技创新层面良好课堂生态的核心内容。课堂生态一方面由单位或学校生态决定，一个以升学率为指挥棒的中学不可能培养出科学与人文素养兼备、有创新潜质的人才，一个整天眼睛向上、围着各种排行榜转的高校不可能把精力、资源投入到创新型人才培养中，不可能创造好的课堂生态！另一方面，最直接、最关键的是教师本身的能力和水平！任课老师或导师是创新人才的引路人。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解惑也”。普通教师着眼于“受业”，合格教师既“受业”又“传道”，优秀教师则将“受业”、“传道”和“解惑”紧密结合！实际上，“受业”和“传道”主要是教师的能力和水平问题，而“解惑”则还涉及到课堂生态。课堂教育中学生有没有问题意识，敢不敢于提问题，能不能提出真问题，特别是教师能否包容那些与标准化、规范化课堂不符的“问题”学生，既是对任课教师或导师能力和水平的检验，也是衡量课堂生态、单位或学校生态的重要标准。从国内外科技创新实践看，确实有必要从顶尖发明家的成功案例中，特别是苹果之父乔布斯因找不到继续读大学的意义而毅然决然地选择辍学创业、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和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考入哈佛大学后又退学创业等，总结、提炼出科技创新型人才生长与课堂生态的影响因素，或许对我国课堂生态的优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工场生态：离开课堂步入工作单位，单位、区域、国家、国际科技创新生态都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创新效率，而人在一个单位内部工作场所（简称“工场”）的生态，则有可能直接决定创新产出及其效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复杂劳动时指出，一切科学工作或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条件”的（1975年版，第117页）。在分工协作理论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强调协作劳动可以使人产生竞争心，而分工则更有利于劳动专业化并激发革新潜能！当然，马克思在此所分析的主要是基于劳动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状态，但无论如何，都证明工场生态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历次工业或科技革命，科学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或者说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科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应用，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生产力发展尤其是技术发展呈现多层次性，有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的领域，也有传统的甚至比较原始的领域。西方国家的技术革命总体上是依次推进的，而我国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我们不仅要在新科技领域发力，还要叠加式地推进各个层次的技术革命，即既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迎头赶上并在部分领域抢占先机，又要在不发达领域“补课”，包括鼓励和支持基于劳动基础上的技术革新。因此，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我们既要为科技人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造良好的工场生态，也要充分激发熟练工人特别是工匠的技术革新才能！从一个单位的角度说，不仅要营造宽松的单位创新生态，也要注重单位内部良好的微生态建设！

学术界讨论创新驱动战略下的科技创新生态，不能只是眼睛向上，高谈阔论国际创新生态、国家创新生态、区域创新生态，还要关注单位创新生态、微生态，后者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科技创新产出及其效率，是国家创新驱动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