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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难在何处？

秦兴方

（20220109）

我在《农民问题的症结》中提及的这句话，是对当下中国农户生产体制下农民的困惑或难处的初步归纳。对于农民困惑或难处，有两点必须说明：一方面，当下中国农民所遇到的困惑或者矛盾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在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中，这些都不是问题。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也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存在这些难处。例如，西方发达国家中经工业化改造后的农业从业者，或者在资本指挥下的农民（实际上是农业工人），就不存在以上问题，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不可能选择这一道路（尤其是其中的资本指挥劳动）来解决问题。因此，农民的难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当然，凡是以小农生产为主的体制中，以上问题也多多少少存在，但这些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农户生产体制下的农民难处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主要是，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农民的基数还很庞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很大，农民受到旧分工的严重束缚，或者适应新环境、新职业、新生活的能力都比较弱。所以，尽管我国用工业化手段改造农业，实行农业社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社会条件不允许！所以，还必须保持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长期不变，土地是多数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或支撑。从农民自身的角度看，土地承包制下产权边界非常清晰，农民个人或家庭的努力与收益（成）之间的正相关一目了然，极大地激发了个体劳动的内在动力，有可能将个体劳动的效率发挥到极致，所以，农民是土地承包制度保持不变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在国家支持和农民拥护的背景下，农民又不得不面对农户生产体制下面临的三大难题：(1)农民个体或家庭劳动牺牲了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分工、协作所创造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高度评价了分工、协作所创造的生产力——结合力，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资本指挥劳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伟大文明作用。农户生产体制下农民自我指挥的劳动，在自给自足经济下是有效率的，但在市场经济中则无法分享“1+1>2”效率，无法与规模化生产抗衡。（2）农民个体劳动或家庭劳动放大了小土地经营的局限性。“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产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911-912）而且，“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912）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918）。实际上，小土地生产将会形成“自我指挥的劳动+土地”这一动力结构的固化，排斥技术、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嵌入。（3）农民个体劳动或家庭劳动强化了自身的生产功能而弱化了交换功能。个体农民关注的是自身的劳动能力、劳动付出与劳动成果的数量，但在市场需求导向下，这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劳动收益（入），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即在“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4）的背景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76-277）由此，分散的单个农民的生产效率和市场认识能力、捕捉市场信息能力和谈判能力不足，决定了其不仅不能与国际市场对接，而且很难与国内市场甚至本地市场有效对接。

如何解农民之难？很显然，用西方的理论或方式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基于中国实际去探索，其中有可能取得突破的一个方向是：在坚持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农民主体作用的框架下，用新型劳动联合改造个体、分散劳动，基于新型劳动联合和农民共享基础上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及新型劳动联合基础上的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现代要素的嵌入并内源化，促进“自我指挥的劳动+土地”这一固化的、传统的、落后的动力结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