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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的症结

秦兴方

（20220105）

   “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也是最难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已经发布了23个“一号文件”。其中，2004年以来就连续出台了18个“一号文件”（见博客0014）。然而，农民问题过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现在依然是建设现代化强国中的短板。农民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学认为主要是收入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集中在“少取多予”。教育学认为主要是教育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教育普及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社会学者认为主要是社会保障和福利不平等，为此，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如何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问题的表面或中间层面，解决问题的方案主要还是在“输血”而非“造血”。尽管有些方案已经接受“造血”，如教育，但仅靠教育还不足以使“造血”系统有效运行。

   农民问题的实质不是穷还是富的问题！穷或富既是绝对的，即以满足温饱为基准，温饱都成问题为穷，而吃好穿好为富。同时，穷或富又是相对的、动态的或历史的。与过去的穷日子相比现在的生活好一些即富，与穷人相比生活好一些就是富，但与富人相比其他人则为穷。当然，从目前的平均收入水平看，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确实是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在农产品价格面临“天花板”而生产种植成本面临“地板”的背景下，“少取多予”的空间越来越小。农民问题的实质也不是教育问题！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负担的承受力和受教育程度确实都比较低，这既是收入水平偏低的原因，也是收入水平偏低的结果，但在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的是农民后代的命运，使很多潜在的农民变成了城里人，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更不是社会保障或福利问题，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的社会公共服务共享水平确实较低，会影响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但是，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政策取向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既昭示这不可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决定了即使实现了一体化，但一体化水平只能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步演进，不可能解决当下农民的所有问题。

    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即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是国家层面的大问题？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不能就农民问题谈农民问题，必须从比较的角度去思考。一方面，从中西方比较视角，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农民问题，但为什么没有像中国一样成为国家层面的大问题？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农民问题也曾经是个大问题，但他们用资本无情剥夺农民、工业化改造农业的办法解决了。现行西方所谓的农民，多数已经成为农业工人，而非中国语境下的农民。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尤其是土地集体所有，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西方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活动区间也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农民问题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没有再现模式可以借鉴，必须寻找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在中国基本经济框架范围内的比较，就只能从城乡居民的比较中寻找答案。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已经开启的现代化强国建设，农民问题恰恰是与城市居民发展相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大问题。过去，人们一直沿着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偏低、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偏低去思考问题的，并由此提出体制改革或政策调整方案的。然而，农民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说明，农民问题的症结还没有完全找到或找准！

    在我看来，农民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农民发展的动力结构尤其是农民的生产方式没有随着生产力发展作出根本性的调整或改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动力结构固化甚至僵化！改革开放之初，从传统体制下的集体大生产到土地承包经营，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状况，对农业生产方式所进行的适时调整，激发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因此，农民自我指挥的劳动与土地的组合方式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但是，随着农业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农民自我指挥的劳动+土地”为主体的动力结构的弊端不断显现：自我指挥的劳动无法分享分工、协作创造的效率，自我指挥的劳动强化了农民的无组织性或分散性，小规模经营既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也难以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自我指挥的劳动与小土地经营又强化了对农业技术的排斥性，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既保障了农民的权益但客观上又提高了农民流动性选择的机会成本，等等。由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多数农民显得越来越来不适应，既感受到自我激励的好处但又无法创造更高的效率，既离不开土地但土地收益增量极为有限，既希望资本介入但又怕资本无情地摧垮自己，既看到市场的好处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四十多年来的改革确实让农民得到了很多实惠，但这些改革都是在这一动力结构不变前提下展开的，属于“增量式改革”。这些改革非常有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农民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怎么办？毫无疑问，“增量式改革”仍然必不可少，但更关键的是要稳步推进“存量式改革”。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理论研究取向之一是：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变革传统的农民发展动力结构，尤其是促进农民“农民自我指挥的劳动+土地”组合，向劳动有组织化、农户参与下的土地适度规模化和现代生产要素嵌入并内源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