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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六堂：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和启示

来源：新经济学家 New Econcmist 2025年10月13日 20:17 北京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及其

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龚六堂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阐明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为理解现代经济繁荣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是继2018年授予Paul Romer后再一次授予“增长与创新”这一主题，表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视，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在经历科技革命、地缘冲突与结构转型之后，对创新与制度动力的新关注。

三位学者的研究共同勾勒出一个宏大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何而来？Mokyr以经济史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的深层逻辑，强调文化、制度与科学精神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Aghion与Howitt则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创新如何在竞争中不断替代旧技术、推动生产率提升。他们的工作使经济学能够系统分析创新、竞争、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创新—增长”机制转化为可度量、可设计、可政策化的分析框架。

首先，这一获奖成果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全球经济正经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等领域的突破不断重塑生产方式与国际分工格局。同时，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债务风险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又使得持续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在创新驱动与制度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全球竞争与内部调整中维持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

其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诺奖主题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动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体系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以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新形态，它不同于传统的要素投入扩张，而是通过知识创造、制度创新、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赋能，形成新的增长机制。

下面围绕三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及其理论内核，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探讨如何通过制度优化、创新激励与结构重塑，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新阶段实现质的跃升与长期繁荣。

一、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主要贡献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聚焦于一个核心命题：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他们从历史、理论与结构机制三个维度揭示了知识积累、创造性破坏和制度激励在促进长期繁荣中的关键作用，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系统化解释。

（一）Joel Mokyr从技术—知识与历史视角解读增长。

Mokyr将经济史、技术史与增长理论深度融合，提出了创新与知识体系共演的“文化—制度—技术”模型。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指出，Mokyr 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持续创新得以自我延续的条件，创新者不仅要知道某种做法有效，还必须理解其背后的原理机制”。

首先，Mokyr对欧洲工业革命的知识基础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18世纪以来西欧的持续增长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知识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共同演化，科学革命改变了人类理解自然的方式，而制度创新（如专利制度、学术社群、出版体系）则确保知识能够积累和传播。这种制度性知识基础的形成，使技术创新不再依赖个别天才的偶发灵感，而成为社会可持续生产的结果。

其次，Mokyr强调文化与信念的作用，他提出“乐观主义文化假说”（Culture of Progress），认为欧洲近代的科学家、工程师与企业家形成了对进步的共同信念，即相信知识可以无限改进、技术能够持续提升。这种信念体系成为推动创新的心理与社会基础。

第三，Mokyr对经济增长停滞（stagnation）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导致停滞的原因往往在于知识体系的封闭、制度的僵化与文化对变革的排斥。相反，持续增长社会的共同特征是开放的知识结构、包容的文化氛围与鼓励实验与竞争的制度安排。

（二）Aghion & Howitt提出料创造性破坏，解释了技术如何驱动增长，也揭示了创新、竞争、市场结构和政策激励之间的复杂关系。

Aghion与Howitt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形式化，建立了一个创新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源于新技术的持续涌现与旧技术的不断淘汰。在每一时刻，企业通过研发（R&D）活动追求技术突破，当新的创新成功时，它取代旧有技术并暂时获得垄断利润；而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创新者又会推翻旧的垄断者。正是这种不断的“创造—毁灭—再创造”的循环，维持了经济的动态增长。

首先，Aghion 与 Howitt 的模型在形式上与罗默（Paul 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一脉相承，但更强调竞争机制与制度结构的作用。他们指出，竞争对创新既有促进也有抑制效应：适度的竞争可以激励企业研发以获取先发优势，但若竞争过度，则可能削弱企业的垄断利润预期，降低创新投资的激励。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竞争与激励之间寻求平衡。

其次，Aghion和Howitt将这一模型扩展到更多的政策讨论中，如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金融发展、环境政策与技术扩散等。他们提出了“创新型国家”与“模仿型国家”的区别，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创新战略：前者依靠原创研发，后者则需要吸收和改良先进技术。这一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具有深远启示。

第三，他们提出料创新活动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政治制度、法治环境、教育体系、金融结构都会影响创新速度与质量。他们主张，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增长，必须建立鼓励冒险与宽容失败的制度文化，让创新者敢于挑战既有秩序。

Aghion与Howitt 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制度内生化”特征。与传统的增长模型不同，他们的框架不是在既定制度下推演经济演化，而是揭示制度如何塑造创新激励、决定增长路径。这一视角使宏观经济学从静态均衡转向动态演进，真正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融入现代经济分析。他们的理论为“创新驱动增长”提供了系统的数学与政策解释，也为理解创新与不平等、增长与环境、开放与竞争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基础模型。正如诺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工作“揭示了创新既是增长的引擎，也是结构变迁的根源”。

二、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增长的启示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经济长期繁荣的内在机制，将他们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可以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增长提供深刻的启示。

1、要进一步增强对技术机制与知识基础的战略性认知。Mokyr指出技术创新之所以能推动社会长期繁荣，根源在于知识体系的累积与传播，而这一过程需要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持。持续创新不仅依赖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更取决于社会如何认识、吸收、传播并制度化地保护知识成果。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局限于科技突破本身，而要系统构建支持知识生成与扩散的制度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大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投入，强化国家实验室体系、重点科研平台建设，提升原创性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科研生态与知识传播机制的完善，例如，应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鼓励跨学科研究，破除科研资源分割和部门壁垒，建立更加开放、合作的创新体系。同时，通过教育体系改革、数字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与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使科学知识能够在社会各层面实现有效扩散。

Mokyr进一步强调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社会的“进步信念”会影响人们的创新行为。因此，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应进一步培育崇尚科学、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社会文化氛围。唯有在制度与文化双重支撑下，知识积累才能形成正向循环，科技创新才能成为持续的增长动能。

2、要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先立后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Aghion和Howitt的创造性破坏模型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动态本质，增长并非源于既有产业的量的扩张，而在于技术更新引发的结构重组。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因此，新技术取代落后技术，新产业取代旧产业，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自我更新。

这一理论为中国的结构性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历史转型阶段，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主动推进“创造性破坏”过程，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在实践层面，要鼓励新兴产业成长、加快落后产能退出。政府应通过完善竞争政策、创新激励和金融支持机制，为新兴产业提供成长空间。例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产业中，要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上下游产业链重构。同时，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产业，要通过碳约束、环保标准和市场机制促使其加速转型或退出。

另外，还需建立健全资源再配置机制，推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创新密集型、绿色低碳型行业。通过政策激励和市场导向相结合，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使“创造性破坏”成为推动经济进步的常态过程，而非危机下的被动选择。

3、要设计竞争机制与政策激励促进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Aghion和Howitt的研究指出，创新与竞争之间存在复杂关系。适度的竞争能够激励企业持续研发、提升效率；但过度竞争或政策不当，则可能削弱企业创新的收益预期，从而抑制长期研发投入。创新需要激励与安全感的平衡，需要制度既能鼓励突破，又能防止短期逐利行为。对中国而言，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一是要完善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制度。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应防止大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阻碍新进入者创新。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生存空间。二是要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企业持续创新。税收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券、风险投资基金等工具应更精准地支持中小创新主体，降低其研发成本。同时，政府应避免“过度干预”或“一刀切”式的行政管理，以免造成资源错配或扼杀新进入者的潜在活力。三是要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为创新成果提供可靠的收益预期。保护创新者合法权益，既能提高社会整体创新积极性，也有助于形成创新成果市场化转化的良性循环。

4、要兼顾稳定与发展，特别稳定的环境，激发创新活力。创新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活动，需要在稳定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均指出，持续增长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策、制度与预期共同塑造的结果。若宏观环境动荡、政策频繁变动或金融市场不稳定，创新活动往往会陷入短视化和投机化。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要在宏观调控中保持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等政策应协调配合，形成长期导向与短期灵活性的平衡。一方面，要防止政策的突变或行政冲击引发市场恐慌；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宽松导致的资源泡沫和创新“伪繁荣”。

5、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创新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Aghion与Howitt 的理论表明，不同地区由于要素禀赋、制度条件和知识扩散速度的差异，在创新路径上会表现出多样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的大国而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产业基础雄厚、科研力量集中、资本市场发达的优势，应重点推动原创性和引领性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上向高端攀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可从吸收型创新和技术改造型创新入手，通过引进、模仿、改良先进技术逐步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应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促进科研资源、人才流动与技术扩散。例如，可以通过国家级科研合作平台、跨区域产业联盟和创新走廊建设，实现创新成果的快速传播。

 

此外，区域协调还应关注“创新红利”的共享问题。创新带来的经济收益如果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可能加剧区域不平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产业布局调整等手段，将创新成果的外溢效应更好地扩散到广大中西部地区，让新质生产力成为全国共同发展的引擎。

三、结论

Mokyr、Aghion与Howitt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为中国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启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合力。一是从Mokyr的知识体系理论出发，构建以科学积累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生态；二是从Aghion与 Howitt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中汲取动力，推进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与升级；三是通过政策协调与竞争制度改革，打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四是保持宏观稳定，为创新活动提供长期可预期的经济氛围；五是实现区域协同，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新质生产力网络与创新扩散机制。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而知识、制度与文化是创新持续的土壤。正如三位诺奖得主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制度安排、社会信念与政策选择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只有在创新与制度、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才能真正形成新质生产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附：反方观点1：

 

本届经济学诺奖是AI时代的笑话

 

来源： 人文经济学堂   2025年10月15日 19:30   日本

作者： 邓新华（人文经济学会）

 

 

本届经济学诺奖颁给三位经济学者，奖励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呵呵，“创新”！

获奖者实际上并没有理论创新

       貌似，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创新”这个词赶上了AI 时代的时髦，但实际上，它只是AI时代的一个笑话。

而一群赶诺贝尔奖时髦的经济学者，又煞有介事地评价说：“当此之时，经济学诺奖发给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真是意味深长！”说的好像他们理解了一个多么重大的意义似的。其实，不就是跟经济学诺奖一起赶个时髦罢了。

关于创新，奥地利学派也好、芝加哥学派也好，都已经清楚而深刻地指出，创新要蓬勃，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思想市场。当然了，当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定是对此视而不见的。

本届三位获奖者在对“创新”所需条件的解释上，实际上没有任何创新。

拿阿吉翁来说，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包容创新的开放社会。”这倒是对的。他还说：“我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这还是对的。可他话锋一转，又说道：“我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要发展科技，引领科技进步，我们要增加科技投入，需要政策来引导和政策补贴，比如建立一个金融和资本的生态系统，来支持实验室做长周期的科研，来支持有重大突破的科技研究。”同时，他也支持反垄断法。

你看，他对创新的看法，不过是“部分市场+部分干预”的传统滥见罢了，再加了一点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哪有什么创新？你随便问国内一个经济学者，他们都能blabla讲一大堆。

在三个获奖者中，莫基尔的观念相对更偏市场一些。他主要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创新。他强调了对新思想保持开放并允许变革，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创新的意义。

但是莫基尔讲的，奥派、芝派早就讲过了，他在理论上也并无创新。不过，如果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只发给莫基尔一个人，至少可以避免成为笑话。可惜，事情没有这样发生。

为什么说这是AI 时代的笑话呢？

AI 领域有一个概念，叫“涌现”。它的意思是，人工智能系统在演化中，会出现许多开发者都意料不到、理解不了的新东西。例如，阿尔法狗自己跟自己下围棋，出现了很多人类从未用过的厉害招数，开发阿尔法狗的工程师们说，他们也不知道阿尔法狗为什么能“想出”这些招数，反正这些招数不是他们“教”的，他们也没那个能力“教”。现在，AI 给开发者自己带来惊喜、惊讶，已经是常态了。

是的，蓬勃创新的核心就是“涌现”。

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先贤们认为，只要坚持市场的算法，让企业家、科学家自行摸索、自己承担亏损，创新就会“涌现”出来。

想出新点子、新观念不难，难就难在，这些新点子、新观念要“合算”。企业家想出一个新商业模式，要有利润才行。科学家提出一个新解释，要能够帮助人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才行。而是否“合算”，只有在市场中，才可以判断。扭曲了市场的算法，价格就失真，就不知道是否“合算”。

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上对创新的洞见，和AI时代的“涌现”概念是相互印证的。

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一直说，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是无法预判未来走势的，因为未来的走势是人们互动“走”出来的，是市场不断优胜劣汰出来的。哪个创新合算，市场就奖励哪个创新。就拿这100年来说，计算机浪潮不是官员规划出来，互联网浪潮不是官员规划出来的，AI浪潮依然不是官员规划出来的。它们都是“涌现”出来的。

但本届经济学诺奖得主呢？

拿阿吉翁来说，他主张国家补贴科研，但补贴科研的钱来自于征税，在补贴这些方面研究的同时，企业由于被征税，在其他方面的创新受损，这实际上破坏了“涌现”。你看到，补贴出了一些“成果”，但没看到企业在更多方面创新受损。假如不是补贴而是普遍减税，则创新会更自然地“涌现”，这肯定比国家补贴要好得多。

AI时代，开发者都无法预测自己开发的AI将“涌现”出什么创新，可阿吉翁们依然在相信，官员可以预判未来趋势，并明智地补贴、扶持科研。要知道，AI还是开发者亲手开发的，而市场却不是官员像程序员那样开发出来的，官员必然更加无法预判未来的趋势并规划创新。阿吉翁虽然是专门研究创新的，可是他在AI时代，竟然依然没有理解“涌现”概念，也不知他研究了个啥。

三个获奖者支持市场的那部分观念是对的，但他们主张官员干预创新，则和AI时代的“涌现”概念背道而驰，这其实是反创新的。

    本届经济学诺奖本想赶个AI时代的时髦，展现它鼓励创新的一面，结果却奖励了反“涌现”、反创新的学者阿吉翁，所以，它是AI 时代的一个笑话。 

附：反方观点2：

世行邹恒甫新作:25年3位诺奖得主没能真正解释现代增长!

解读25诺奖得主及对其深层批评.

来源： 邹恒甫 计量经济圈 2025年10月17日 20:30 美国 

作者简介：邹恒甫教授，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创办第一本经济金融SSCI学术刊物，Ideas排名为内地经济学家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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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关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稿

世界银行邹恒甫教授希望年轻学者了解麦克洛斯基（McCloskey）和费尔普斯（Phelps）对今年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批评。

我们不应简单认为，这三位获奖者，以及此前获奖的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已经真正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与发展，尤其是过去两百多年的人均收入巨幅增长（the Great Enrichment）。

注意：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维特（Peter Howitt）因“阐明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而获奖。

第一部分：麦克洛斯基对主流增长理论的批评及其自由理念—巨富化理论

一、问题意识与麦克洛斯基的总体立场

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反复强调，现代世界最亟需解释的历史现象是：自大约1800年起，少数国家率先出现、随后逐步扩散的人均收入大幅跃升，增幅达30至100倍。她将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称为巨富化（Great Enrichment）。

在她看来，传统经济学提出的诸多物质性解释，如资本积累、教育与人力资本、殖民掠夺、制度改良等，要么在增长幅度上远远不足，要么在时间或空间维度上缺乏解释力，难以单独或共同解释如此规模空前的收入增长。她主张，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资本或制度，而是思想（ideas）。

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对普通创新者与商业活动重新赋予尊严与自由，从而释放了持续不断的小发明与渐进式改良。这些看似微小的创新积少成多，最终推动了生产率的持久提升和全社会范围的广泛创新。

二、对人力资本—卢卡斯式增长理论的批评

1.增长幅度不足

卢卡斯式模型将教育与技能形成（即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麦克洛斯基指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其渐进变化难以解释19世纪以来人均收入数十倍的爆炸式增长。她借用冲量（oomph，指变革的强度与规模）这一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所能提供的增长动力，远不足以支撑3000%至10000%的长期增幅。

2.因果关系倒置

教育与技能的普及，更多是社会观念变革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初始动因。麦克洛斯基认为，若社会未能首先赋予创新与商业活动以尊严和自由，那么即使教育水平提高，新增的受教育人口也未必能有效转化为市场化创新或企业家精神。正如她所言：若缺乏理念上的许可，新增的教育投入往往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3.历史与时空错位

许多前现代社会同样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如明清中国的科举制度、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学术传统），却并未触发持续的现代经济增长。相反，英国与荷兰之所以最早迎来巨富化的转折点，恰恰与社会话语体系和道德观念的转变同步，即开始尊重商人、工匠与创新者，而非因其在人力资本存量或增速上占据先机。

三、对罗默与阿吉翁–霍维特的研发（R&D）内生增长理论的批评

1.承认近因，追问首因

麦克洛斯基并不否认保罗·罗默以及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霍维特准确捕捉到了创新这一近因，即索洛模型中无法被资本与劳动解释的残差部分。但她批评这些理论仍带有物质主义倾向：将创新简化为由激励机制、外部性、专利制度或政府补贴等可量化的政策楔子所驱动的函数，却忽视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何某些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会系统性地容许、鼓励甚至颂扬大规模的试错与颠覆性变革？在她看来，这一转变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观念与修辞结构的跃迁。

2.专利与激励的制度边界

麦克洛斯基肯定阿吉翁与霍维特关于专利强度与市场竞争之间权衡的洞见，但她强调，这类微观激励机制只有在社会已先行赋予创新者与商人以尊严和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换言之，理念条件是制度效能的先决变量，没有对商业与创造的道德认可，再精巧的激励设计也难以激发广泛而持续的创新活力。

3.知识生产函数的解释盲区

尽管将知识生产函数内生化是理论上的重要进步，但它并未回答一个关键历史问题：为何在1800年前后，某些社会突然开始允许更多普通人尝试新点子？麦克洛斯基指出，正是社会对普通人角色的重新评价，即将工匠、商人和小发明家视为有创见、值得尊敬的个体，才使得微创新得以指数级扩散。知识生产的机制固然重要，但其激活的前提是文化与修辞的转变。

综上，在麦克洛斯基的框架中，卢卡斯、罗默以及阿吉翁–霍维特的模型精准刻画了经济增长的近端机制（如教育、研发、专利与竞争），但驱动这些机制高效运作并形成正反馈的深层触发器，则是社会对创新与商业活动的道德再评价，即尊严与自由的普遍化。

四、与莫克尔（Joel Mokyr）的互补视角

麦克洛斯基与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在强调思想与文化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上高度一致。莫克尔聚焦于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积累及其制度载体，特别是17–18世纪欧洲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如何促进知识的跨地域传播；而麦克洛斯基则更强调社会对商业与创新活动的道德—修辞再评价，即语言、叙事与社会荣誉体系的转变，如何使普通人敢于创新并获得尊重。

二者视角可互为补充：莫克尔解释了知识供给的条件，麦克洛斯基则阐明了理念许可的必要性。唯有当社会既拥有知识传播的渠道，又具备接纳创新的文化土壤，大规模、持续性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才成为可能。

五、麦克洛斯基的理论：自由理念如何导致巨富化

核心命题：自由理念（classical liberalism） → 创新主义（innovism） → 巨富化（Great Enrichment）

麦克洛斯基的核心论点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真正起点，是社会对普通人，尤其是商人、工匠与创业者，赋予尊严与行动自由。这一理念—伦理的转向，才是驱动后续创新与繁荣的深层原因。

1.关键理念与伦理转向

尊严（dignity）：社会话语将商人、工匠、工程师、创业者乃至投机者，从逐利可耻的道德贬抑中解放出来，转而视为改善生活、值得敬意的积极力量。

自由（liberty）：宽松的言论、出版、结社与营商自由，显著降低了试错成本与协作门槛。

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in public discourse）：普通人得以与贵族平等地参与发明—实施—获利的全过程，不再由少数特权阶层垄断创新权利。

这些观念变革最早出现在17–18世纪的荷兰与英国，随后向北海—大西洋世界扩散，构成了巨富化的文化前提。

2.机制链条：从理念到生产率

社会话语与道德评价的转变 → 更多人愿意公开尝试、分享并模仿新点子 → 微创新（如工艺改进、小发明、商业模式调整）密度显著上升 → 全要素生产率（TFP）持续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产权保护、专利制度、公共教育等常被视为增长引擎的制度安排，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多是理念转向后的后验配套机制，而非先验的主因：它们放大了创新浪潮，但并未引发它。

3.证据与历史比较

数量级证据：人均收入30至100倍的增长是无可争议的核心事实；而传统物质性解释（资本、人力、制度等）在增长幅度与历史时序上均显力度不足。

比较历史：许多社会（如明清中国、奥斯曼帝国）同样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与贸易网络，却未实现持续的现代增长；相反，那些率先发生话语—伦理转向的社会（如英国、荷兰），不仅最早启动增长，且持续时间最长、扩散范围最广。

4.与主流增长模型的关系

麦克洛斯基并不否认教育、研发或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但她主张：这些因素必须置于理念变迁的上位叙事中理解。唯有当社会首先给予创新以道德许可和文化尊严，模型中的激励机制、知识溢出与外部性才能跨越临界点，产生持续而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5.政策含义

①优先保障并扩展言论、学术与商业自由；

②降低市场准入、试错实验与民间结社的制度障碍；

③强调开放竞争，而非依赖产业政策式的定向补贴；

④专利与补贴设计应服务于动态竞争，而非固化既有优势；

教育与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其创新转化效率，高度依赖于社会是否拥有赞美创新、尊重逐利的文化氛围。

六、对三类主流模型的批评—整合式评价

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 提供了技能积累与外部性的有力刻画，但若缺乏尊严与自由的理念土壤，教育难以转化为广泛而持续的创新，其解释力在数量级上明显不足。

罗默（内生增长模型） 准确抓住了知识生产这一近因，却将为何社会会系统性容忍并颂扬广域创新这一根本问题外生化，未触及文化前提。

阿吉翁与霍维特（创造性破坏模型） 精彩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动态张力与政策权衡，但创造性破坏能否在社会尺度上被接受并持续发生，取决于理念的开闸，即社会是否已先行赋予普通人颠覆现状的道德正当性。

因此，麦克洛斯基的自由理念—创新主义理论，既是对主流增长模型的深刻批评，也是一种上位整合框架：她将教育、研发、专利与竞争等机制，重新定位为只有在正确理念—修辞环境下才能高效运作的中间环节。

麦克洛斯基并非否定人力资本或研发投入，而是将它们视为近因；真正赋予这些近因前所未有威力的远因，是17–18世纪起北海诸国对普通创新者与商业活动所进行的尊严与自由的理念再赋值。唯有当社会的语言、伦理与评价体系转向赞美创新、尊重逐利，教育、研发、专利与竞争这些机制才会真正协同运转，将无数微小改良汇聚成持续两个世纪的巨富化浪潮。

参考线索与延伸阅读

McCloskey, D. N. (2010).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逐一驳斥物质性解释，强调理念的再评价是增长之源。

McCloskey, D. N. (2016). 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明确提出思想而非资本或制度是巨富化的驱动力。

McCloskey, D. N. (2016).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Econ Journal Watch, 13(2), 167–193. → 三部曲核心论点的学术摘要。

McCloskey, D. N. Liberalism, Innovism, and the Great Enrichment.（讲稿/文章） → 与Mokyr、Howitt等学者对话，阐释innovism（创新主义）的理念前提与机制链条。

Aghion, P., & Howitt, P.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2), 323–351.→ 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形式化奠基，可视为麦克洛斯基上位叙事下的关键中介机制。

 

第二部分：费尔普斯的总体观点及其对研发中心论的批评：价值观 → 草根创新 → 大众繁荣与巨富化

我们再来看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其著作《大众繁荣：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挑战与变革》（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2013）与《活力：驱动创新、工作满意度与经济增长的价值观》（Dynamism: The Values That Drive Innov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2020）中的核心观点。

他系统批评了保罗·罗默（Paul Romer）与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维特（Aghion–Howitt）以研发（R&D）为中心的增长理论，并结合其自传《我在经济理论中的旅程》（My Journeys in Economic Theory, 2023）及多篇演讲与论文，强调人文主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自我表达、能动性（agency）以及对创造与挑战的追求等价值观，才是推动草根创新、实现大众繁荣乃至巨富化的深层动力。

一、费尔普斯的总体命题：价值观 → 草根创新 → 大众繁荣

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来自实验室的精英研发或重大技术突破，而是源于遍布企业与岗位的一线从业者，包括工人、经理、工程师、小店主，在日常工作中通过持续试错与微小改良所形成的草根创新。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动，构成了经济长期活力的源泉。

而支撑这种广泛创新的，是一套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包括古典自由主义（liberal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自我表达、自我实现、想象力与能动性。这些价值观不仅提升了创新的频率与广度，也显著增强了工作的非物质回报，如成就感、创造感、克服挑战的满足感，从而提高了就业质量，并推动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Mass Flourishing 大众繁荣》中，他将19世纪以来的长期经济跃迁解释为一个历史性转折：普通人首次被社会允许并鼓励去尝试新事物、提出新想法。而在《Dynamism 活力》一书中，他进一步系统化了价值观 → 经济活力 → 草根创新 → 工作满意度与增长的因果链条，并指出：各国在创新广度、就业满意度与长期增长表现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社会价值结构的不同。

二、对罗默与阿吉翁–霍维特研发中心论的批评与修正

1.视野局限的顶层研发中心论

罗默与阿吉翁–霍维特将知识生产函数、专利竞赛与企业研发视为增长的主引擎，政策焦点因而集中于研发补贴、专利保护与反垄断。费尔普斯承认这些机制的重要性，但他指出，它们无法充分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广度与持久性。事实上，大多数创新并非来自科研机构或大企业的研发部门，而是产生于普通企业与日常岗位上的持续试探与改良。若社会普遍缺乏鼓励自我实现与容忍失败的价值观，仅靠研发激励难以培育出广泛而活跃的创新生态。

2.外生化了价值—动机—意义的深层变量

费尔普斯批评主流研发模型将创新动机视为外生给定。这些模型擅长刻画如何进行创新竞赛，却很少解释为何如此多普通人愿意持续冒险、尝试与创造。在他看来，现代价值观，如个人主义、活力精神（dynamism）、自我表达与能动性，才是驱动劳动者、工程师与管理者不断提出新点子的深层心理与文化基础，而不仅仅是对物质激励的理性响应。

3.政策含义的重新定位

与其将产业政策等同于加大研发补贴或强化专利保护，不如将政策重心转向培育和维护社会的活力价值观，如下：

①降低市场准入与试错成本；

②保障开放竞争与思想自由；

③鼓励企业内部与岗位层面的自治与探索；

④在知识产权制度上追求开放协作与知识流动，而非构建僵化的垄断壁垒。

费尔普斯在多次演讲中强调，全球专利体系应更支持开放式创新，避免过度保护阻碍知识扩散与草根参与。

费尔普斯并非否定罗默或阿吉翁–霍维特的理论G献(注：“G”代表“贡”)，而是主张将其定位为中间机制。在他看来，若缺乏以人文主义与活力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研发与专利政策只能产生局部、短暂的效果，难以转化为广泛、持久的草根创新，更无法实现真正的大众繁荣与巨富化。

三、人文主义与活力精神：费尔普斯的独特强调

费尔普斯将现代经济视为一种文化—价值秩序：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普遍承认人的能动性（agency）与自我实现的价值，并在工作世界为这种价值提供实践舞台。

  与强调资本、技术或制度的物质主义增长解释不同，他将意义感、尊严感与创造的喜悦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激发草根创新，也通过更富挑战性与参与感的工作，提升个体的主观福祉与社会凝聚力。

从思想谱系看，他所强调的是一种现代人文主义与活力精神（dynamism），与强调意志、创造与自我展开的现代思想传统一脉相承。

四、草根创新的运作机制（企业层面）

高频微改良：岗位、流程与产品的持续微创新，累积形成显著的生产率提升；

去中心化试错：依赖一线员工的判断力、直觉与想象力，而非仅靠顶层设计；

宽容失败的市场环境：开放的市场与高流动性降低了尝试失败的机会成本，增强了再次尝试的意愿；

组织自治与容错文化：鼓励岗位层面的创新权与内部自治，而非唯KPI导向或僵化的流程管控。

这些机制得以运行的共同前提，是社会价值观对普通创新者的尊重与鼓励，以及制度环境对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与协作网络的有效保障。

五、证据与比较：产出增长与主观回报的协同提升

费尔普斯不仅关注产出与生产率，更强调工作满意度与非物质回报的提升。他认为，高活力社会往往同时表现出更高的创新频率与更强的实现新构想的满足感。这一观点在《活力》（Dynamism）一书的跨国实证分析中得到支持：现代价值观盛行的国家，经济活力与主观福祉往往同步上升。

六、与麦克洛斯基等观念—文化解释的互证与差异

与黛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一样，费尔普斯也将观念与价值变迁置于增长解释的核心。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麦克洛斯基聚焦于社会话语与道德评价的宏观转变（如对商人尊严的承认），而费尔普斯则在企业与工作世界的微观层面，构建了更精细的意义—动机—满意度因果链条。他以活力精神 → 草根创新 → 产出增长与主观福祉的框架，弥补了纯研发模型在刻画广谱创新与个体心理回报方面的不足。

七、政策主张与实践指引

将维护与培育活力价值观置于增长政策的核心：在法治框架下保障开放竞争、降低市场准入壁垒，营造宽容失败、支持二次机会的社会环境；推动组织内部的自治权与岗位创新激励，避免过度依赖刚性考核与行政指令；

专利与产业政策应采取开放—协作—流动的取向：避免将创新狭隘地等同于实验室研发或政府补贴，而应在产权保护与知识共享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教育与职业培训应转向培养能动性与创造性：不仅传授技能，更要塑造敢于试错、勇于创造的价值观与品格。

八、学术与思想脉络

在自传《我在经济理论中的旅程》及后期论文中，费尔普斯回顾了自己的学术轨迹：从早期对宏观劳动力市场与自然失业率的研究，逐步转向对创新、意义与价值观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从宏观制度与市场机制，深入至微观意义与价值动机的思想路径。他的关切已不仅在于解释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在于回答为何普通人愿意去创造。这也解释了他对将增长简化为研发函数 + 专利博弈这一主流框架的根本性质疑。

一句话总结：在费尔普斯看来，现代价值观，包括人文主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活力精神（dynamism），才是使无数非精英个体的草根创新成为常态的深层原因。研发、专利等技术—制度机制固然重要，但唯有嵌入这一价值秩序，才能汇聚成广泛而持久的创新浪潮，最终实现大众繁荣与巨富化。 

主要参考与延伸阅读

Phelps, E. S. (2013).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helps, E. S., et al. (2020). Dynamism: The Values That Drive Innov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helps, E. S. (2023). My Journeys in Economic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helps, E. S. (2024). Mass Flourishing and Economic Dynamism. Finance & Development (IMF).

Phelps, E. S. Innovation and Growth Policy.

 

第三部分：麦克洛斯基对莫克尔的友善而系统的评议：谁才是巨富化的第一因？

黛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与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在解释巨富化（Great Enrichment）的成因上，既有深刻共识，也存在实质性分歧。两位学者都坚决反对将现代经济增长简化为资本积累、资源禀赋或殖民掠夺等物质性因素，而强调观念与信念的根本作用。然而，麦克洛斯基更注重因果链条的时序性与识别性：她主张，自由观念所引发的尊严与许可的再评价，是触发后续一切变革的第一因；正是这一伦理—修辞转向，催生了人人敢于一试（have a go）的社会氛围，进而内生出技术、制度、知识与竞争秩序的广谱演进。

她担忧：若将文化、观念、制度、科学、研发、竞争与人文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等要素并列为相互强化的多重原因，虽看似全面，却可能稀释关键的初始动因，导致解释框架松散而难以检验。

一、共同立场与分歧焦点

共同立场：二者均认为思想至关重要。现代经济增长并非单纯的资本深化或外生冲击，而是深受社会如何评价发明、企业与逐利行为的价值—修辞体系所塑造。

分歧焦点：莫克尔在不同著作中，常将文化（包括人文共和国与观念市场）、科学革命、有用知识、制度环境与技术精英等描述为相互强化的复合动因。而麦克洛斯基则强调一条清晰的因果序列：自由的尊严与许可 → 大众的试错伦理 → 技术、制度与知识的内生扩展。

在她看来，若不首先锚定尊严与许可的观念革命，就难以解释为何类似的科学或制度安排在其他历史时期或地域（如宋代中国、伊斯兰黄金时代）并未引发30至100倍的长期收入跃迁，即巨富化。

二、对多重原因框架的善意质疑：警惕概念的口袋化

麦克洛斯基最具操作性的提醒，是反对将观念简单归入制度的范畴。一旦把观念视为非正式制度，再宣称制度导致增长，实质上等于说造成增长的观念造成了增长，看似提出新命题，实则消解了识别初始动因的能力。

她主张明确区分，

观念（自由的尊严与许可）：提供道德正当性与社会许可；

制度（产权、专利、准入规则等）：主要作为放大器与配套机制。

若不加以区分，理论解释易沦为包罗万象却难以证伪的清单，丧失因果识别力。

三、关于科学与有用知识的时序与权重

麦克洛斯基高度赞赏莫克尔对科学革命、工程文化与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精细史学重建，也肯定人文共和国在跨地域知识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但她提出两点温和修正：

时序问题：高深科学对产业的系统性渗透，主要发生在19至20世纪；而18至19世纪的早期增长，更多源于无数微小的工艺改进、商业试验与组织创新。若尊严与许可尚未确立，即便存在科学突破，也难以转化为社会尺度的创新生态。

权重问题：过度强调科学的作用，容易忽视大众层面的伦理—修辞转向，即社会是否赞美尝试、容忍失败、尊重逐利。这些价值变迁，才是草根创新得以广泛发生与复制的生长基质。

四、供给侧精英，还是需求侧的伦理革命？

莫克尔出色刻画了供给侧的技术精英（工程师、工匠、仪器师）如何推动产业变革。麦克洛斯基并不否认精英的作用，但她追问：这些精英为何能在特定时空大量涌现并被社会广泛吸纳？

她的回答指向需求侧的伦理革命：自由观念赋予普通人从事发明、经营与逐利的正当性，激活了愿意为新事物付费的社会需求。正是这种需求牵引，促使技能培训、工程社群与企业组织迅速扩张。换言之，尊严与许可在先，高技能供给在后。

五、人文共和国的定位：必要但非首因

麦克洛斯基高度肯定人文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作为跨地域学术与技艺网络的价值，它鼓励开放争辩、推崇新奇，是知识标准化与扩散的重要机制。但她坚持将其置于观念革命之后：若没有赋予普通创新者以尊严与许可的前提，人文共和国难以成为推动广谱创新的社会引擎；相反，正是这一观念转向，使它的通信、评议与传播变得可用、可扩散、可复制，从而持续为技术与制度改良提供养分，最终汇入巨富化的历史洪流。

六、与新制度主义的友善辩论

麦克洛斯基与莫克尔在制度重要性上共识广泛，但她强调：制度不是第一因。产权、专利、治安、合同执行等固然关键，但更像允许齿轮啮合的润滑剂与放大器。若将制度抬升为首因，或将观念吞并为制度的一部分，解释将滑向无所不包却无法聚焦的状态，难以回答那个关键的识别性问题：为何北海诸国最先爆发增长，且幅度如此巨大？

七、麦克洛斯基的因果序列：清晰而可检验

综合其三部曲与多篇论文，可提炼出一条清晰的因果链，

自由的观念革命（赋予普通人尊严与许可）→ 大众敢于一试的伦理与修辞转向（赞美试验、容忍失败、尊重逐利）→ 技术、组织与商业模式的微创新密度上升并广泛扩散→ 制度与教育的配套调整与放大→ 持续两百余年的30至100倍人均收入跃迁，即巨富化 

在此框架中，科学、研发、竞争、制度与人文共和国均为关键的中层机制，但并非起点。唯有锚定起点，才能解释为何类似的科学或制度在其他时空未能引发同等规模的跃迁。

八、友善结语：互补而非对立

麦克洛斯基对莫克尔的评述始终秉持友善而建设性的态度。她高度赞赏莫克尔对人文共和国观念市场与有用知识的史学重建，也认同制度与竞争的作用。她真正的学术诉求，是为因果链条厘清时序、明确主次：将尊严与许可的自由观念置于第一因位置，使后续机制各归其位、相互嵌套。

如此，既保留莫克尔叙事的历史丰度，又提升理论的识别力与可检验性。莫克尔绘制了一幅丰饶的多重动因图谱，麦克洛斯基则提供了一把锋利的因果起点之锚。二者合璧，方能更完整地解释现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富化奇迹：以自由、尊严与许可为第一因，以人文共和国、科学知识、制度与竞争为中介放大器，共同推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