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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画像

秦兴方

20221202

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申报科研项目，还是撰写科研论文，首先必须明晰相关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最近审阅了近200个国家社科基金选题，至少有1/10与农民问题相关，不仅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学科，而且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甚至文学、历史学也开始涉足。学界高度关注农民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是，多数人将农民仅仅看作是“务农者”，而忽略了农民身上体现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因，从而将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农民与农村居民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与中国农民不完全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前后的农民不同，中国古代的农民、传统体制下的农民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要真正解决当下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首先厘清中国农民的概念。无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相比较，还是进行历史比较，中国当下的农民概念是最复杂的！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研究，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建国前的农民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前的农民，具有更多的类似性。奴隶社会时期农民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农民本身是奴隶，与生产工具一样，是当作商品买卖的；在封建社会，表面上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支配权，但除了一些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外，多数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是一个不完全的务农职业者。在这一背景下，与封建地主相比较，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方面都处于不平等状态，处于社会底层，是封闭、保守、愚昧的代名词。英国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真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侵蚀农村、大工业改造农业、资本剥夺农民，从而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产阶级，而这时的绝大多数农民逐步成为自由的一无所有、与土地所有权没有任何瓜葛的农业工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的、务农职业者。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进一步性在于，至少从表面上看，农民成为公民，拥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当西方农民的角色正在经历嬗变时，中国农民的角色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民沿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定义着自己。在社会制度层面，建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中国农民成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这既在政治上保证了农民真正成为是平等的社会主人，同时在经济上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即使是市场化改革后，也阻拦了资本在农业领域自由进出（也会对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对农民生活具有兜底功能，从而保证了农民真正“站起来”。从体制层面看，农民的中国特色极其鲜明。在体制改革前，中国农民不仅是集体生产组织中的联合劳动者、务农者，而且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户籍管理是具体形式）享受与城市居民不平等（较低水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身份标识，是我国城乡居民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体制改革后，一方面，传统体制下的农民成为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者、以农户为生产组织形式的务农者。由于户籍制度特别是背后的公共服务改革尚未完全到时位，即使户籍登记中不再区分城乡，但农民作为享受不同公共服务的特殊“身份标识”依然存在，甚至从“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其身份仍然为农民（即“农民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尤其是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支持和促进 “三农”发展，新型农民不断成长、壮大，成为农民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其中，部分新型农民具有职业农民、农业工人的性质。在文化符号层面，新中国七十多年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文化素质和整体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农民自身不断分化，特别是年富力强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因此，在现行文化语境中，农民既是朴实、勤奋、吃苦耐劳的代名词，也具有封闭或保守、文化素质低、能力不足的印记。“小农”既是反映我国农民目前的生产特征（如“大国小农”），也是一种带有负面性的文化符号（如“小农意识”）！

简言之，当下中国农民既是一种职业，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土地集体所有者的制度特征，也有城乡分割体制转型特点，还有双重文化符号烙印。从科学研究角度说，无论从哪个学科研究当下的中国农民的发展问题，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基于中国农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