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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从获奖成果看，至少有两点值得学习、思考和借鉴：一是理论上深刻把握经济学的传承和创新脉络：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还只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或“残余项”；内生增长理论的革命性贡献是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论证了创新本身就是经济系统内部投资、激励和政策的直接结果；新获奖成果完全继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内核，而且将创意、文化和知识视为经济系统的核心投入要素和价值源泉。二是方法论上，获奖成果是历史学方法与计量方法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凸显混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乔尔·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聚焦于工业革命这一人类经济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从1750年到1914年），深入探究了使技术创新能够持续涌现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性先决条件——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仅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孕育、传播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论证了“有用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文化”的形成，是打破历史停滞循环、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另两位获奖者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成功地将熊彼特关于创新和经济周期的思想，特别是“创造性破坏”这一被视为描述性的、定性的理论，构建了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并清晰地刻画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如何通过研发投入来创造新的、更优的产品或生产工艺，从而取代现有的技术和产品，并在此过程中推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的。

深入探究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解释

来源：你真的懂制度经济学吗  2025年10月14日 10:24  甘肃

说明：作者声明，本文部分内容由AI生成，故本文仅供参考；“贡献”用“G献”替代。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奖金将分为两部分：乔尔·莫基尔因揭示了“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独享一半奖金；另一半奖金则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一起获得，以奖励他们建立的“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01 什么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

      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传统的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知识创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在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强调创新是推动经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核心力量，其本质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组织方式重构生产要素组合，形成内生增长动力。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论证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

      在索洛开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被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它是一个来自经济系统外部的、无法解释的“神秘礼物”，是经济增长的“残余项”。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创新，但没有解释创新从何而来。而内生增长理论的革命性贡献在于，它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论证了创新本身就是经济系统内部投资、激励和政策的直接结果。企业为了利润进行研发，个人为了高回报投资教育，这些有目的的活动持续催生了创新，从而驱动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完全秉承了这一内核。它不再将创意、文化和知识视为偶然的、附带的因素，而是将其明确为经济系统的核心投入要素和价值源泉。无论是产品差异性的创造，还是对价值最大化的追求，都依赖于经济体内部持续不断的创意产生和知识溢出。

 

02 获奖人员介绍

本章设计：为深入了解获得诺奖的原因和背景，我们将首先从获奖人员的研究方向出发。

2.1 Joel Mokyr

      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对欧洲经济史进行研究，专门研究 1750 年至 1914 年期间。他目前的研究涉及理解技术进步的经济和知识根源以及欧洲社会有用知识的增长，以及工业化和经济进步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计量经济学会、气候学会以及英国科学院、意大利林塞学院和荷兰皇家学院的院士。他曾担任经济史协会主席、《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主编和《经济史杂志》联合主编。他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世界经济史》系列丛书的联合编辑。他是 2006 年荷兰皇家科学院两年一度的喜力历史奖获得者，也是 2015 年巴尔赞国际经济史奖的获得者。他的最新著作是《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2016 年出版。他在经济学系和历史系指导了40多篇博士论文。

摘自网站：https://economics.northwestern.edu/people/directory/joel-mokyr.html

 

      乔尔·莫基尔，作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因其在理解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深刻洞见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奖金。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将经济增长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尤其聚焦于工业革命这一人类经济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莫基尔的核心贡献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深入探究了使技术创新能够持续涌现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性先决条件。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仅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孕育、传播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特别是1750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的深入研究，莫基尔系统地论证了“有用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文化”的形成，是打破历史停滞循环、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2.1.1 核心贡献：识别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乔尔·莫基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贡献，在于他成功地识别并系统阐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明确指出，莫基尔的研究揭示了为何持续增长能够成为现代经济的常态，他通过分析历史资料，阐明了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如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自我驱动的良性循环，最终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莫基尔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对于技术进步的简化理解，他强调，创新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和知识体系的复杂过程。他认为，一个社会若想摆脱历史上的停滞常态，必须具备一系列关键要素，包括对新思想的开放态度、鼓励实验和容忍失败的制度安排，以及能够将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实用技术的能力。这些先决条件的共同作用，为技术创新的持续涌现和广泛应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石。

      莫基尔的理论框架中，持续增长的实现依赖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柱：“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机械能力（mechanical competence）以及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institutions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其中，“有用知识”是核心驱动力，它不仅包括具体的实用技术，更涵盖了支撑这些技术的科学原理。机械能力则指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工具和流程的技能与工艺水平。而制度环境则是最为关键的保障，它决定了新知识能否被自由探索、传播和应用。莫基尔通过对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社会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此之前，尽管也存在一些重要的技术发明，但由于缺乏这三个支柱的共同支撑，这些发明往往难以持续和扩散，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而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英国，首次具备了这些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从而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代。

      此处参考书目：《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2.1.2 “有用知识”理论

      乔尔·莫基尔理论体系的基石是他提出的“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概念。这一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双重属性，并强调了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互动对于推动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莫基尔将“有用知识”系统地划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类别：“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规训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这种划分不仅是对知识本身的分类，更是对技术创新过程内在逻辑的深刻洞察。他认为，只有当这两种知识能够有效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时，技术创新才能从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持续的、自我强化的过程，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2.1.2.1 命题知识与规训知识的区分

      在乔尔·莫基尔的理论框架中，“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指的是关于自然世界“为什么”会如此运作的科学原理和理论知识。这类知识通常是抽象的、普遍的，例如牛顿的力学定律或热力学原理。它回答的是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相比之下，“规训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则是关于“如何”去做某事的实用技术和工艺知识。这类知识是具体的、操作性的，例如如何建造一个更高效的蒸汽机或如何炼制出更优质的钢材。它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是技术创新的具体体现。莫基尔强调，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种知识往往是分离的。工匠们可能拥有精湛的“规训知识”，但缺乏对其背后科学原理的理解；而学者们则掌握着深奥的“命题知识”，却很少将其应用于实际生产。这种分离状态极大地限制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深度。

      莫基尔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其关键就在于“命题知识”与“规训知识”之间开始建立起紧密而持续的互动关系。在此之前，技术改进主要依赖于工匠们通过反复试验和错误积累的经验，这是一个缓慢且不可预测的过程。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尝试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和解释技术实践。例如，对热力学原理的深入理解，使得工程师们能够系统性地改进蒸汽机的设计，而不再仅仅是依赖试错法。这种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转变，极大地加速了技术创新的步伐，并使其成为一个可以不断积累和迭代的系统性工程。正是这种两种知识的融合，才使得技术进步能够摆脱偶然性，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可靠引擎。

2.1.2.2 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的相互增强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的相互增强、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这是其“有用知识”理论的核心所在。他认为，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并非单向地由科学发现流向技术应用，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基础科学的突破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理论指导，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另一方面，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又会反过来激发新的科学研究，推动基础理论的深化和完善。这种“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莫基尔指出，这种自我驱动的过程一旦启动，便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使得技术创新不再是零星的、偶然的事件，而是成为经济体系内生的、持续不断的活动。

      这种相互增强的机制在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对电和磁的科学探索（即命题知识）最终导致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即规训知识），彻底改变了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而电报等实际应用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对电磁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同样，化学理论的进步推动了染料、肥料等化工产业的发展，而工业生产中对新材料的需求，又激励着化学家们去探索新的物质结构和反应机理。莫基尔强调，这种良性循环的形成，需要一个开放的知识交流环境。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一个被称为“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跨国知识网络应运而生，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通过书信、出版物和学术社团，自由地分享发现和思想，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融合。正是这种开放、协作的文化氛围，才使得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能够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2.1.3 “增长文化”理论

      在乔尔·莫基尔的理论体系中，如果说“有用知识”是经济增长的燃料，那么“增长文化”（Culture of Growth）就是点燃这燃料的火花。莫基尔深刻地认识到，技术和知识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它们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作为支撑。这种文化，即“增长文化”，其核心特征是对新思想的开放、对变革的包容以及对创新的推崇。他认为，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价值观是否鼓励人们去质疑传统、探索未知，并为创新者提供必要的社会认可和制度保障。这种文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复杂的社会演进过程逐渐形成的。

2.1.3.1 社会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乔尔·莫基尔在其“增长文化”理论中，将社会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破坏性的过程，它必然会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社会规范和既得利益。因此，一个社会若想持续创新，就必须具备容忍甚至鼓励这种挑战的文化特质。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是思想层面的自由，即允许人们自由地思考、质疑和辩论，而不必担心受到政治或宗教的压制。其次是社会层面的包容，即能够接纳那些与传统观念相悖的“异端”思想，并为创新者提供一定的试错空间，容忍失败。莫基尔指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和发现，在最初出现时都曾被视为“奇技淫巧”或离经叛道之物，如果社会缺乏足够的包容性，这些创新很可能在萌芽阶段就被扼杀。

       莫基尔通过对欧洲历史的考察发现，启蒙运动在塑造这种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理性、科学和批判精神，鼓励人们摆脱传统权威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世界。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意味着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知识的广泛传播。当新知识、新技术能够迅速地在社会中扩散时，它们就更有可能被不同的人所改进和应用，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反之，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即使偶尔出现了一些技术突破，也很难将其转化为持续的增长动力，因为旧有的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状，抵制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变革。因此，莫基尔认为，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是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长期繁荣的根本前提。

2.1.3.2 启蒙运动与“文字共和国”的作用

      在乔尔·莫基尔看来，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塑造现代“增长文化”的关键催化剂，而“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则是这种文化得以形成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启蒙运动的核心精神——对理性的崇尚、对传统的批判以及对科学方法的推崇——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土壤。它鼓励人们相信，通过理性和科学，人类可以认识并改造自然，从而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这种乐观主义和进步观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进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莫基尔强调，工业革命并非仅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文字共和国”则是启蒙时期一个跨越国界的知识分子网络，它由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工程师等构成，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学术期刊和沙龙聚会等方式，形成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知识交流社区。在这个“共和国”里，知识不再是被少数精英垄断的私有财产，而是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共享和讨论的公共品。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思想家们，可以就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展进行平等的辩论和交流，这种跨文化的思想碰撞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融合与创新。例如，一个在英国的工程师可以从一个法国的物理学家那里获得理论启发，而一个德国的化学家则可以借鉴荷兰同行的实验方法。这种知识的自由流动和跨国合作，打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使得“有用知识”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大陆传播和积累。莫基尔认为，“文字共和国”的存在，是欧洲能够在工业革命中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完美地诠释了开放、协作的“增长文化”如何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

2.1.4 历史研究：工业革命的经济与思想根源

      乔尔·莫基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对工业革命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深入研究。他并非将工业革命仅仅视为一系列技术发明的简单集合，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经济与思想背景中，探究其之所以发生的深层根源。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细致分析，莫基尔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同样拥有悠久文明和一定技术积累的地区？他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特定经济、制度和思想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生态系统，从而引爆了这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经济变革。

2.1.4.1 1750-1914年欧洲经济史研究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重点集中在1750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的欧洲经济史，这恰恰是工业革命从兴起到成熟，并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阶段。通过对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发展、技术变迁和社会结构演变的深入研究，莫基尔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起源和演进过程。他详细考察了在这一时期，技术创新如何从少数几个行业（如纺织、冶金）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工厂制度的兴起、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张。莫基尔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更致力于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因果关系。例如，他探讨了专利制度、金融市场和教育体系等制度安排，在激励创新、配置资源和培养人才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他的代表作《富裕的杠杆：技术创造性与经济进步》和《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1700-1850》中，莫基尔系统地梳理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创新谱系，并分析了这些创新得以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他指出，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知识革命”，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和实用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利润动机的驱动，也促使企业家们不断地寻求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以获得竞争优势。莫基尔通过对这一时期工资水平、资本积累、市场规模等经济变量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他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工业革命这一复杂历史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一场涉及知识、制度、文化和经济等多个层面的系统性变革。

2.1.4.2 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乔尔·莫基尔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中，制度环境被视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变量。他认为，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激励、保障和资源，从而极大地促进“有用知识”的产生和应用。这些制度涵盖了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激励结构，引导着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莫基尔强调，技术创新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正外部性等特点，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来保护创新者的利益，那么社会整体的投资水平将远低于最优水平，导致创新活动不足。

      莫基尔具体分析了多种制度在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例如，他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有效的产权保护是创新活动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创新者能够确信其成果不会被随意剥夺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进行研发。专利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通过授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垄断权，来补偿其研发成本并激励其公开技术细节，从而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后续创新。此外，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也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以求生存和发展。金融制度同样不可或缺，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创新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莫基尔通过对欧洲各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制度安排的比较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制度环境在决定技术创新速度和经济增长绩效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2.2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半奖金，以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与乔尔·莫基尔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进行宏观考察不同，阿吉翁和豪伊特之研究路径更加微观和理论化。他们致力于构建严谨的数学模型，以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如何通过一个被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驱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他们的工作成功地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一经典概念，转化为一个可以进行分析、预测和政策评估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不仅深刻地解释了现代经济中持续存在的“企业进入与退出”、“产品更新换代”等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也为理解竞争、垄断、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

2.2.1 核心G献：创造性破坏的数学模型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之核心G献，在于他们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首次为“创造性破坏”过程构建了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这篇题为《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的论文（原文如下图），成功地将熊彼特关于创新和经济周期的思想，整合进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之中。在此之前，尽管“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但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描述性的、定性的理论，缺乏一个可以进行严格逻辑推演和实证检验的数学表达。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通过精巧的数学工具，清晰地刻画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如何通过研发投入来创造新的、更优的产品或生产工艺，从而取代现有的技术和产品，并在此过程中推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

     

    

    这个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并非源于所有企业的同步扩张，而是源于一个永不停息的“新陈代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创新者不断进入市场，凭借其技术优势从现有的“在位者”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和利润，而那些无法跟上创新步伐的旧企业则会被淘汰出局。这种新旧更替的过程，就是“创造性破坏”：它“具有创造性”，因为它带来了新的、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它“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使得旧的技术、旧的产品和旧的企业变得过时，并失去其商业价值。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不仅描述了这一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内生地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模型表明，经济的长期增长水平取决于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激励，而这种激励又受到市场规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贡献使得经济学家们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创新、竞争、市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

2.2.2 “创造性破坏”理论的核心机制

      阿吉翁和豪伊特“创造性破坏”理论，其核心在于揭示了一个由创新驱动的、充满动态竞争的经济增长机制。这个机制并非一个和谐、平稳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厮杀”与“挣扎”的残酷竞争。它深刻地描绘了市场经济中，新旧技术、新旧企业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博弈。这个理论的核心机制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过程，二是企业间为了获取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商业窃取”过程。这两个过程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推动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2.2.2.1 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过程

      在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中，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演进，而是一个充满颠覆和淘汰的突变过程。当一项新的、更优越的技术（例如，效率更高的生产工艺或质量更好的产品）被发明出来后，它并不会立即被所有企业采纳。相反，它首先会被某个或某些创新型企业所采用。这些创新者凭借其技术优势，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从而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随着这些创新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那些仍然沿用旧技术的“在位者”企业就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它们的销售额会下降，利润会萎缩，最终可能因无法维持经营而被迫退出市场。这个过程就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破坏”。

      这种新旧技术的更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每一次成功的技术替代，都意味着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例如，蒸汽机取代了人力和畜力，电力取代了蒸汽动力，计算机取代了机械计算，这些技术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强调，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今天的新技术，在明天就可能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技术迭代，才使得经济增长能够长期维持下去，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在达到某个水平后便陷入停滞。他们的模型还揭示，这种技术替代的速度，即“创造性破坏”的强度，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2.2.2.2 市场竞争与企业间的“商业窃取”

      “商业窃取”（Business Stealing）是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生动地描绘了企业间为了获取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模型中，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根本动机，是为了通过创新来取代当前市场上的领先者，从而“窃取”其所享有的垄断利润。当一个企业成功地进行了一项创新后，它便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例如，在专利保护期内）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然而，这种垄断地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其他潜在的竞争者会看到这个机会，并投入资源进行自己的研发，试图通过下一次创新来取代当前的创新者，从而“窃取”其垄断利润。

      这种基于“商业窃取”动机的竞争，是驱动企业进行持续创新的核心机制。它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市场压力，迫使企业不能安于现状，必须不断地投资于研发，以求在下一轮的技术竞赛中保持领先或实现超越。这种竞争并非传统经济学中基于价格的竞争，而是基于创新的竞争。它关注的是谁能率先推出更好的产品或更优的生产方式。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表明，这种由“商业窃取”效应驱动的创新竞争，是维持经济长期活力的关键。它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经济中，企业间的“新陈代谢”会如此频繁，为什么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会不断受到挑战。同时，这个理论也揭示了创新活动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创新者需要一定的垄断利润作为回报，以激励其研发投入；另一方面，这种垄断地位又会吸引其他竞争者来“窃取”其利润，从而破坏其垄断地位。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创新政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2.3 模型的关键要素

      阿吉翁和豪伊特“创造性破坏”模型，通过引入一系列关键要素，成功地将复杂的创新过程抽象化、数学化，从而使其能够被纳入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这些要素不仅构成了模型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理解现实中的创新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其中，企业研发投入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增长率的内生决定机制，是模型中最为核心的两个部分。

2.2.3.1 企业研发投入的决定因素

      在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中，企业的研发投入（R&D）并非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是由企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内生决定的。企业进行研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创新获得未来的垄断利润。因此，企业在决定是否投入资源进行研发时，会仔细权衡预期的收益与投入的成本。模型的关键洞察在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强度。

      首先，创新的预期回报是决定研发投入的最主要因素。这个预期回报取决于创新成功后所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大小以及这种利润能够持续的时长。垄断利润的大小又与市场规模、产品的需求弹性等因素有关。市场规模越大，创新成功后的潜在收益就越高，企业就越有动力进行研发。其次，研发成功的概率也是一个重要考量。企业需要评估其研发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研发人员的水平以及技术的复杂程度等。再次，研发的成本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这包括投入的资金、人力以及机会成本。最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即“商业窃取”效应的强度，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方面，激烈的竞争意味着在位者的垄断地位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新的创新者取代，这会激励在位者也进行研发以“逃离竞争”。另一方面，对于潜在的进入者来说，激烈的竞争也意味着创新成功后所能维持的垄断利润期可能较短，这可能会降低其研发激励。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精巧地刻画了这些复杂的权衡关系，从而能够分析不同政策（如专利保护、研发补贴、竞争政策等）如何通过影响这些决定因素，来改变企业的研发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绩效。

2.2.3.2 经济增长率的内生决定

      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的一个革命性贡献，在于它实现了经济增长率的内生决定。在传统的索洛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决定的，模型本身无法解释技术进步从何而来。而阿吉翁和豪伊特通过将“创造性破坏”过程模型化，成功地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行为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由模型内部因素决定的变量。

      模型的基本逻辑是，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所有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总体水平。当更多的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时，新技术的产生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更快地增长。而如前所述，企业的研发投入又是由一系列经济因素内生决定的。因此，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最终取决于市场规模、消费者偏好、技术机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市场竞争程度等一系列基本的经济参数。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可以通过影响这些基本参数，来间接地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例如，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延长创新者的垄断利润期，从而提高其研发激励，促进经济增长。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可以激发企业的“逃离竞争”效应，同样也能刺激研发。阿吉翁和豪伊特这一G献，极大地增强了增长理论的政策相关性，使得经济学家能够为政府如何通过创新政策来促进长期增长，提供更为具体和严谨的建议。

2.2.4 理论的现实意义

      阿吉翁和豪伊特“创造性破坏”理论，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更对理解和应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理论为我们观察到的现代经济的许多核心特征，如持续的产品更新换代、企业的频繁进入与退出、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等，提供了统一的理论解释。同时，它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如何管理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冲击，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2.2.4.1 解释现代经济的持续动荡与增长

      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深刻地解释了现代经济为何呈现出一种“持续动荡与增长”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又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市场淘汰；工人可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失去工作，需要学习新的技能以适应新的岗位；整个行业可能因为一项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而迅速衰落。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真实写照。

      该理论指出，宏观层面的增长和微观层面的动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正是因为在微观层面上，旧的技术、旧的企业和旧的就业岗位不断地被新的、更优的替代，才在宏观层面上推动了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新陈代谢”是健康经济的标志，而非病态。例如，数码相机的出现“破坏”了胶卷相机行业，但也催生了数字影像处理、社交媒体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在线零售的兴起对传统实体店构成了巨大冲击，但也极大地提高了购物的便利性和效率。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试图通过保护落后产业或限制竞争来消除这种微观层面的动荡，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缓解一些社会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却会扼杀创新的活力，最终损害宏观经济的增长潜力。因此，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须学会在拥抱增长的同时，也接受和适应这种由创新带来的必然动荡。

2.2.4.2 政策启示：管理创新带来的冲突

      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述，都强调了“创造性破坏”过程在带来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冲突，而如何管理这些冲突，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挑战。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二是创新带来的社会成本分配问题。首先，新的创新者必然会损害现有“在位者”的利益，这些在位者为了维护其市场地位和垄断利润，有强烈的动机去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来阻止或延缓新技术的推广。例如，历史上的行会组织就曾极力抵制新的生产技术和竞争。这种由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障碍，是阻碍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次，创新在创造新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破坏”的代价，如工人失业、收入不平等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如果社会不能有效地帮助那些受到创新冲击的群体进行转型和再就业，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对创新本身的抵制。

      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启示我们，政府在创新政策中，不仅要关注如何激励创新（如提供研发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要关注如何管理创新带来的冲突和负面影响。这需要在“鼓励创造”和“控制破坏”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方面，政府需要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在位者滥用其市场势力来阻碍新进入者，确保“创造性破坏”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为失业工人提供再培训和就业支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缓解创新带来的社会冲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维护支撑‘创造性破坏’的各类机制，唯有如此，才不会重新陷入经济停滞”。这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成功的创新政策，必须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体系，它既要激发市场的活力，又要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关怀。

 

03 获奖原因探讨

      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位学者的共同G献，在于他们从不同但互补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全面而深刻的整体解释。他们的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社会首次经历的持续经济增长，其根本动力并非来自传统的生产要素的积累，而是源于一个永不停息的创新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新技术的发明，更涵盖了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以及与之相伴的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三位获奖者通过各自独特之研究方法，莫基尔的历史与文化分析，以及阿吉翁和豪伊特数学模型构建，共同揭示了创新如何成为现代经济的内生引擎，并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应对当代经济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3.1 创新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引擎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共同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创新是驱动现代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终极引擎。他们的工作系统地阐释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经济停滞是常态，而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我们所见证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能够持续产生和应用技术创新的机制。这个机制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外部因素的偶然冲击，而是成为经济体系内部一个自我维持、自我强化的过程。三位学者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这一创新引擎的构成和运作方式。

3.1.1 解释过去两个世纪的持续增长现象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现象提供了深刻的解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重要的技术发明，如轮子、印刷术等，但这些发明往往只是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随后增长便会趋于停滞，生活水平在代际之间几乎没有显著变化。然而，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开始，这一模式被彻底打破。以英国为起点，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北美乃至全球，世界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轨道。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明确指出，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正是解释了这一发展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实现持续增长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莫基尔的研究从历史视角揭示，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欧洲，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一种独特“增长文化”和“有用知识”的积累机制。这种文化和机制使得技术创新不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可以不断累积和迭代的过程。阿吉翁和豪伊特则从理论模型出发，解释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创造性破坏”驱动的创新竞争，如何能够内生地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的模型表明，只要存在足够的市场激励，企业就会不断地进行研发投资，从而推动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增长。综合来看，三位学者的研究共同描绘了一幅图景：过去两个世纪的持续增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创新文化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成就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并为现代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1.2 创新如何摆脱历史性的停滞循环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创新是如何帮助人类社会摆脱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停滞循环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之所以总是趋于停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能够持续推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莫基尔指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技术改进主要依赖于经验积累和偶然发现，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改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且容易达到瓶颈。同时，僵化的社会结构和保守的文化观念，也极大地抑制了人们进行创新实验的意愿。这种知识和制度上的双重束缚，使得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耗尽，社会最终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在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经济无法摆脱停滞状态。

      而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打破这一循环，关键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创新生态系统。莫基尔强调，这个系统的核心在于“有用知识”的体系化和“增长文化”的形成。科学方法的引入，使得人们能够系统地探索自然规律，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同时，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鼓励竞争的社会文化，为创新者提供了必要的激励和保护。阿吉翁和豪伊特则从市场机制的角度，解释了“创造性破坏”如何成为打破停滞的强大力量。他们认为，市场竞争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激励。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有强烈的动机去投资于研发，以期通过创新来超越竞争对手。这种由利润驱动的创新竞赛，使得技术进步不再依赖于少数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成为千千万万企业家和工程师的日常活动。正是这种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创新动力，才使得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地突破旧的技术瓶颈，摆脱历史的停滞循环，走上持续增长的轨道。

3.2 理论的互补性，历史与模型的结合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学者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的开创性贡献，更在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形成了完美的互补性。莫基尔的研究侧重于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宏观视角，回答创新“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则侧重于从微观市场机制和数学模型的角度，解释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这一复杂现象的完整理解。历史研究为理论模型提供了现实背景和深层动因，而理论模型则为历史现象提供了严谨的分析框架和内在逻辑。这种历史与模型的结合，使得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既有深度，又有精度。

3.2.1 莫基尔：从历史视角解释创新的“为什么”

      乔尔·莫基尔的G献，主要在于他从历史的纵深中，为我们揭示了创新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经济增长引擎的深层原因，即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他通过对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持续的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思想和制度演进的产物。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有技术发明的冲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社会必须首先具备能够孕育、接纳和传播这些发明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他所说的“增长文化”，一种对新思想开放、对变革包容、对知识尊重的社会氛围。

      莫基尔的研究，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那些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常常被忽略的非经济因素。他强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科学方法以及对进步的追求，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同时，一个开放、竞争和法治的制度环境，则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激励和保障。莫基尔的工作，实际上是为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模型提供了历史前提和宏观背景。他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社会，“创造性破坏”的机制能够被激活并持续运转，而在另一些社会，尽管也曾有过辉煌的技术成就，但最终却未能形成持续的增长。因此，莫基尔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创新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历史的”视角，他让我们明白，经济增长的根基深植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之中。

3.2.2 阿吉翁与豪伊特：从理论模型解释创新的“如何”

       如果说莫基尔解释了创新“为什么”会发生，那么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则通过他们精巧的数学模型，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创新“如何”具体地推动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将焦点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转向了微观的市场竞争和企业行为。他们构建的“创造性破坏”模型，将抽象的创新过程分解为一系列可以量化分析的经济变量和逻辑关系，从而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

      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生动地描绘了在市场经济中，创新如何通过“商业窃取”和“技术替代”这两个核心环节，将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行为，转化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他们证明了，只要存在足够的市场激励，企业就会自发地进行研发投资，从而推动技术不断进步。这个模型不仅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还内生地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并揭示了影响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如市场竞争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发补贴政策等。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极强的政策指导意义。例如，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加强专利保护在激励创新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因为增强了垄断力量而阻碍后续创新。它也可以用来评估，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补贴，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成本，最终传导至整个经济的增长绩效。因此，阿吉翁和豪伊特之研究为我们理解创新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机制的”视角，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创新这台引擎内部的齿轮是如何精确咬合、高效运转的。

3.3 对当代经济的启示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虽然主要基于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理论模型的构建，但其对当代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他们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关于创新、竞争和制度环境的洞见，为我们理解和应对当前由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全球化逆流等带来的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些启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新技术浪潮的潜在影响，二是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来维护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

3.3.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浪潮的潜在影响

      当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这与三位获奖者所研究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主题高度契合。他们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预判AI等颠覆性技术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首先，根据“创造性破坏”理论，AI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其广泛应用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催生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将对现有的就业结构、产业格局乃至社会伦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传统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一些行业可能会迅速衰落，而新的行业和职业则会应运而生。

      莫基尔的研究则提醒我们，AI技术能否真正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增长文化”和制度环境。这包括：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数据共享机制，以促进AI算法的训练和优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应对AI带来的隐私、安全和伦理挑战；改革教育体系，以培养能够适应AI时代需求的、具备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才。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则启示我们，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AI领域的竞争动态，防止少数科技巨头利用其数据和平台优势形成新的垄断，从而阻碍后续的创新。同时，也需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工具（如税收、社会保障等），来管理AI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帮助那些受到冲击的劳动者顺利转型。因此，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面对AI等新技术浪潮，我们既要积极拥抱其带来的增长机遇，也要审慎地管理其带来的社会挑战。

3.3.2 政策制定：维护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

      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持续的经济增长并非一个可以自动实现的过程，它需要一个精心维护的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支撑。这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包括了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应用，从市场竞争到制度保障等多个环节。政府的政策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核心任务不是去“挑选赢家”或规划具体的技术路线，而是去维护和优化这个生态系统，确保其能够持续地激发创新活力。

3.3.2.1 反对阻碍创新的贸易壁垒与保护主义

       阿吉翁和豪伊特理论，以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评述，都特别强调了开放市场和自由竞争对于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模型清晰地表明，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研发激励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更大的市场意味着创新成功后的潜在回报更高，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因此，任何阻碍市场开放的政策，如贸易壁垒、保护主义等，都会直接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最终损害本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宣布获奖时，也特别提到了当前一些国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等政策，并警告说这些政策可能会阻碍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一警示与三位获奖者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他们的理论告诉我们，创新是一个全球性的协作过程，知识和人才的自由流动是其成功的关键。试图通过闭关锁国来保护本国产业，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只会让自己在全球创新的竞赛中被淘汰。

3.3.2.2 强调对科学与研发的投资

      莫基尔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有用知识”，特别是基础科学知识，在技术创新中的源头作用。他强调，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突破，都源于长期、持续的基础科学研究。因此，政府必须扮演好“知识投资者”的角色，通过公共财政支持那些具有高风险、长周期，但潜在回报巨大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科学探索。这种投资是单个企业所不愿或无法承担的，但它对于维持一个国家长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至关重要。阿吉翁和豪伊特模型则从另一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的模型表明，研发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即企业的研发成果不仅能使自身受益，还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知识溢出效应，推动后续的创新。因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决定研发投资水平，会导致投资不足。政府通过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地纠正这种市场失灵，将社会的研发投资水平提升到最优水平。综合来看，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共同强调了，对科学和研发进行持续、稳定的公共投资，是维护创新生态系统、确保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石。

 

04 未来研究方向

      针对我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问题，有部分学者进行过探讨，但文献较少CNKI上，有如下学者文献可供参考：

[1]郑江淮,冉征,陈喆.地区间技术互补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25,60(04):34-51.DOI:CNKI:SUN:JJYJ.0.2025-04-003.（重点推荐）

[2]潘士远,陈秀茂.专利保护、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上下游技术溢出模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4,59(11):55-71.DOI:CNKI:SUN:JJYJ.0.2024-11-004.

      外文方面，国际诸多著名学者对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深入探究：

[1]Aghion， P.， U. Akcigit， and P. Howitt， 2015， “The 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7（1）， 557—575.（2025诺奖获得者文章）

[2]Akcigit, U., & Kerr, W. R. (2018).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4), 1374-1443.

[3]Desmet， K.， A. Greif， and S. L. Parente， 2020， “Spatial Competition，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5（1）， 1—35.

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技术进步与创造性破坏带来持续性经济增长 

北京时间2025年10月13日17时45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公布，获奖者为：其中一半奖金授予Joel Mokyr，另一半授予Philippe Aghion 和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阐明创造性破坏如何推动社会的持续经济增长”。

获奖成果简介

今年经济学奖揭示：创新何以变为持续进步的动力？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首次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使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并为我们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解释了：创新如何为持续的进步提供动力。

技术飞速发展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新产品和生产方法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替代旧技术。这正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它带来了全球人民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恰恰相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停滞才是常态。尽管历史上不时有重要发现，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也常有发生，但这些增长效应最终总会趋于平缓。

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指新的创新不断颠覆和取代旧技术、旧产品和旧生产方式的动态过程。阿吉翁与豪伊特俩人的重要贡献在于将此概念形式化，并发展出严格的经济增长模型。

乔尔·莫基尔运用历史资料，揭示了持续增长何以成为新常态。他指出，要使创新在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中接连不断地成功，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某事可行”，更需要对“其为何可行”拥有科学的解释。在工业革命之前，后者常常缺失，这使得在新发现和发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变得困难。他还强调了社会对新思想和变革保持开放的重要性。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同样研究了持续增长背后的机制。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他们为所谓的 "创造性破坏" 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当一个更新、更优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将被淘汰。这项创新代表着新生事物，因此是"创造性"的；然而，它同时也是"破坏性"的，因为技术过时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被淘汰。

三位获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创造性破坏"会引发冲突，而这些冲突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管理。否则，创新将被那些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的既得利益企业和集团所阻挠。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 (John Hassler) 表示："获奖者们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绝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的底层机制，以免重蹈经济停滞的覆辙。"

2025 Nobel Prize Joel Mokyr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

 

Joel Mokyr，荷兰裔美国-以色列经济史学家，1946年7月26日生于荷兰海牙，197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萨克勒历史学教授。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经济史，特别是1750-1914年的工业革命、技术变革和知识经济，主要成果是开创“文化与制度驱动增长”理论，解释工业革命源于欧洲启蒙时代的“进步信念”和政治碎片化，以及分析知识传播如何推动创新，这些工作发表超过20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引用超10万次，推动经济史从物质主义向文化-制度范式的转变。曾获得2016年全球经济思想奖、2018年美国经济协会杰出研究员奖、2006年海涅肯历史学奖，于2011年当选计量经济学学会院士、1996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于2001年入选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2025 Nobel PrizePhilippe Aghion法国经济学家

 

Philippe Aghion，法国经济学家，1956年8月17日生于法国，198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短暂出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负责东欧转型经济研究。现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制度、创新与增长经济学讲座教授、INSEAD经济学教授、LSE经济学教授和PSE教授，同时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BA）。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主要成果是与Peter Howitt合作开创熊彼特式增长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机制驱动创新与竞争，推动从追赶式增长向创新主导转型，并扩展到包容性增长与不平等分析，这些工作发表超过300篇论文，引用超10万次，奠定现代增长理论基础。曾获得2001年伊尔约·扬松奖、2009年约翰·冯·诺伊曼奖，并于2011年入选计量经济学学会院士、2015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25 Nobel PrizePeter W. Howitt加拿大经济学家

 

Peter W. Howitt，加拿大经济学家，1946年5月31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1973年在西北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布朗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同时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主要成果是与Philippe Aghion合作开创熊彼特式增长理论，通过“创造性破坏”模型解释技术创新如何驱动长期经济增长，并扩展到货币政策、竞争与不平等分析，这些工作发表超200篇论文，引用超8万次，为现代增长理论和创新政策奠定基础。他曾凭借这些成果获得2001年伊尔约·扬松奖（最佳45岁以下欧洲经济学家，与Aghion共享，由欧洲经济协会颁发）、2010年加拿大经济学会杰出贡献奖，并于1994年入选计量经济学学会院士、2002年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风声｜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球经济低迷，为何我们要关注创新驱动

来源：风声  2025年10月14日 17:02:36 来自北京市

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说明：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2025年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对于在经济史和经济增长领域耕耘的学者来说，他们的获奖丝毫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必须说，他们三位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乔尔·莫基尔是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他1946年出生于荷兰，现年79岁。莫基尔现在是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施特罗茨讲席人文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萨克勒讲席教授。

他早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后来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莫基尔是经济史领域的杰出研究者，著作等身，有多部被译为中文，比如《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启蒙经济》《增长的文化》等。

1.创新需要土壤，良好的制度是关键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称得上是对亚当·斯密经济学精神的回归，他们研究的主题正是亚当·斯密最为关心的领域：经济的增长与财富的创生。

众所周知，现代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其背后的历史和制度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经济学中的大哉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英国的制度充满着赞美之词，显然是当时的英国做对了什么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英国，或者扩而大之，西欧国家到底做对了什么，才引发了这场长达200多年的持续增长呢？可以说，这些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圣杯！

1973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出版，提出了一套关于工业革命缘何起源于西欧的革命性理论。该书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了西欧国家如何通过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织，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在近代崛起为全球主导力量。

诺斯挑战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或资本积累论，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尤其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励创新的制度。

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非由于技术或地理优势，而是因为建立了一套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如股份公司、金融市场）和政治法律制度（如专利法、合约执行机制）。诺斯认为，只有当个人或企业能够获得自身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收益时（即产权得到保障），才会激励投资和创新。

例如：英国《专利法》（1624年）保护发明者权益，促进工业革命；荷兰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制度降低了贸易风险，推动商业扩张。此外，英国和西欧高效的司法系统、货币制度和合约执行机制也减少了市场活动的成本，使得分工和贸易得以扩展。诺斯还强调，制度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特性：成功的制度（如英国议会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长期演化的产物，难以简单复制到其他社会。发展中国家若想实现增长，必须构建与本土文化、政治结构兼容的制度。

诺斯的分析为理解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视角，他也因此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研究也引发了关于制度变迁动力和普适性的持续争论。可以说，乔尔·莫基尔在诺斯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2.乔尔·莫基尔：开放的网络比封闭的系统更容易创新

作为当代经济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乔尔·莫基尔尤其以研究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史闻名。他的核心观点强调知识积累、文化变革与制度互动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对工业革命的起源提出了独到解释。

莫基尔认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他提出了“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概念，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包括科学理论、自然定律（如牛顿力学）等；一类是“指令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包括使用实用技术、工艺方法（如蒸汽机设计）。正是这两类知识的互动，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

在《启蒙经济》《增长的文化》等书中，莫基尔指出欧洲近代的“增长友好型文化”是其崛起的关键，正是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实验和进步观念，削弱了传统对创新的抵制；而社会对“有用知识”的尊重又促进了知识共享。

莫基尔承认诺斯强调的制度重要性，但他认为制度需与文化协同。专利法固然可以保护创新，但若社会缺乏对发明的兴趣（如明清时期的我国），制度效果会很有限。而开放的知识网络（如欧洲的大学、学术期刊系统）比封闭系统更易催生创新。

莫基尔对启蒙运动以及制度根源的研究更加深入，拓宽了此前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对制度和产权的研究，把知识经济和启蒙观念引入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这是他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史领域增添的新的贡献。凭借这一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当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多年以前经济学界就普遍认为他是得奖的大热门。

而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则是国内经济学界更为熟悉的两位经济学家。在20多年前，我国就引进出版了他们二人所著的《经济增长》一书，这可是当年折磨过每个中国高校研究经济增长的博士生们的一本书，也是我认为最好的研究经济增长的入门书。尤其是，近年来由中信比较编辑室出版发行的阿吉翁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将他们二人的学术贡献以一种相对易懂的方式讲述了出来，可读性很强！

菲利普·阿吉翁1956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现在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瓦格纳经济学讲席教授；彼得·豪伊特1946年生于加拿大，现在是布朗大学克劳斯特社会科学讲席名誉教授和经济学名誉教授。他们的研究一直关注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将20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具体化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创立了著名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从而极大地发展了熊彼特增长理论。

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了他关于经济增长研究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以创新为特色的动态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是经济本身发生的不连续的变化所造成，因此，静态的均衡理论只能研究经济的循环流转，而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就要特别关注经济的运动是如何离开均衡状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引发了对均衡状态的破坏，从而发生经济的跃迁和变化的。

他认为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以前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3. 全球经济低迷，探索创新驱动增长更有意义

由此可见，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一种新的发明，只有它被用到经济活动中时，才称为创新。由于创新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了新的东西，它还破坏了原有的旧东西，因此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基本理论思想便来自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所以，这个模型也被称为熊彼特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关注的是垂直创新(也叫质量改进型创新)，即新的质量高的产品会取代旧的质量低的产品，这就是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垂直创新带来的后果是，原来的垄断者会面临创新者的挑战直至失去垄断地位，即技术创新者的垄断地位具有暂时性。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和豪伊特以及其他合作者还运用他们的模型和微观数据对产品市场竞争、企业兴衰、经济政策、经济波动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熊彼特的相关理论进行数理论证，阐释了其区别于其他增长理论的地方。他们的研究将“创造性破坏”放在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位置，为我们从不同视角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

经济增长理论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建立起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后，已经发展了70年。

在这70年中，增长理论曾一度陷入低迷，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等人不断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建立起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和卢卡斯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在的企业家越来越看重创新给企业带来的可观利润，“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也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重视。所以，相比于以前的增长理论，从资本、劳动到外生的技术进步，从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内生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再从水平创新到垂直创新，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使我们对经济增长底层来源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步。

当然，今年的这三位经济学家还在许多其他的方面做出过杰出的研究，远远不止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内容，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每位获奖人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讲究一剑封喉。

岁月悠悠，每个学人能为世人所记取的，也不过是其中最为耀眼的贡献。不要忘记，在他们这三位获奖者的背后，是成千上万名优秀的经济学人在经济史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所积累起来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对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工作的肯定！

 

编辑｜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