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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在经济学分析中，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是展开问题研究并验证假说和创新新思想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析分别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或人的行为选择为主要内容的。2020年，I.Cardinale and M. Landesmann发表的《结构变革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有所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钻石框架”：基于结构经济学视角，试图将经济学和政治学所揭示的人类行为综合起来，通过区分行动倾向于“前瞻性”的部门（即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企业聚合）和倾向“反应性”的社会团体（即非基于企业的聚合）及其相互联系，说明一个理念，即部门利益的形成在经济结构发展和国家、超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策制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考虑不断演变的生存需求、系统利益的定义差异、各群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来研究经济和政治动态之间的界面，构想行为体看不到的系统性利益的维度。尽管本文带有很大的“技术性”特征，但对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推荐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一读。

结构变革的政治经济学

I. Cardinale and M. Landesmann

编译: 王浩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来源：I. Cardinale and M. Landesmann, Generalis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uctural change: A Struc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https://doi.org/10.1016/j.strueco.2020.07.001

一、从结构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结构变化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结构经济学分析中，结构变化通常被视为生产所需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与阶级之间盈余分配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结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它不仅检测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对社会群体及其在生产系统中的作用施加影响，还跟踪了这种变化对经济动态的影响。

    在结构经济分析中，给定经济体的任何表现形式都由其相关组成部分的定义表征，这些定义决定了分析单位及单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分析单位和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经济的运作。例如，企业可以根据直接/间接参与生产、接触出口/国内市场，创新技术的高/低进行聚合。每种表现形式都可用于政治经济分析，也都定义了企业和社会群体的聚合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进而定义了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和潜在冲突。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会对全系统施加制约因素，从而影响部门利益的冲突和互补关系。例如，相互依赖性源自价格体系，但实际对于每个部门来说，技术选择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价格体系，而经济体的价格体系又依赖于每个部门的技术选择，价格体系反过来决定了部门间增值的分配。因此，某一相对价格体系的演变使部分部门受益的同时也会损害其他部门的利益。此外，如果摆脱完全竞争的局面，不同部门的差别加成会再次影响投入成本，也会影响利润率以及经济体各部门之间增值和稀缺资源的分配。

    “相互依赖”可以被视为每个社会群体追求其特定利益的限制因素。各群体在确保系统相互依存的生存能力的利益被称为“系统利益”，这被视为对追求部门利益的限制。由于在地区、国家、超国家以及全球层面上都可能会发现一组潜在的相互依存集群，因此存在不同定义的系统利益，这也意味着一个给定的经济结构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确定系统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哪种形式的系统利益占主导地位取决于现有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体的表现形式，还取决于根据系统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机制协调平台。因此，定义系统利益时需要考虑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系统和部门的不同需求。

    在部门利益的演变过程中，有一个对系统性“相互依赖性”认识的加深过程。这种认识最初是在“地方-部分”层面，后来逐渐演变至更广泛的“区域-全局”层面。这种认识将反过来塑造不同部门的“政治行动”，这些行动既涉及到各部门对自身利益的设想，也涉及到跨部门的共同利益（或利益冲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系统利益的定义也可能从广泛变得狭隘。例如，如果创造一个更广泛的市场而导致某些地区的产业集中，那么这些地区的部门可能会将系统利益理解为保护和促进这一相互依存的集群。因此，这些部门可能支持加强该类政策，而不论其在国家一级的影响如何。

    政治经济分析的假设条件对利益的定义有直接影响。一方面，设置假定条件会导致以同质术语看待不同阶级；另一方面，若没有做出假设，那么部门利益将被凸显。在后一种情况下，部门利益影响相对价格结构以及部门间和部门内 “系统性盈余”的产生和分配，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系统的生存能力，因为系统性盈余的不同分配和使用会影响增长模式。这个原理在动态模型中一样适用。例如，冲突取决于是否存在差异化的利润率，或者是否假设“竞争性”条件，即跨部门的统一利润率。在前一种情况下，冲突是“部门间”的且发生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在后一种情况下，冲突只发生在工资和利润之间。

    本文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区分了行动倾向于“前瞻性”的部门（即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企业聚合）和倾向“反应性”的社会团体（即非基于企业的聚合）。对于企业来说，“投资”是一项关键活动；而其他社会群体主要对实际结果（如收入、就业）作出反应。因此，预期双方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也将有所不同：企业的游说是针对未来的结果，而社会团体的行为是对观察到的结果的反应，这也意味着部门利益政治先于团体反应，在作者的分析中，这一假设划分了“领先”和“滞后”的政治行动。

    “前瞻性”和“反应性”行为的区别，以及结构变化对不同部门和群体的不同影响，是判断不同部门和群体扮演“动力”还是“阻力”的关键变量。在本文提出的模型中，部门和群体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取决于他们对自身特殊利益以及系统利益的理解，而部门和群体的特殊利益取决于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定位，系统利益则取决于系统的表现形式，这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首先，观察到的政治和经济行动只是原则上可能的许多行动中的具体实现，因为利益不能被事先定义，而是取决于行为者对系统及其地位的解释。第二，一个给定的系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演化（内生动力变化/外生冲击反应），这取决于行为体如何代表该系统。第三，如果参与者对系统和系统利益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那么他们的行动在维护系统生存能力时难以相互兼容。

二、钻石框架

    本文介绍了一个框架，该框架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政治经济过程现有文献结合在一起，并基于结构经济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动态解释。该“钻石框架”的基本理念是，部门利益的形成在经济结构发展（投资、生产、贸易、创新、就业）以及国家、超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的目标是对该框架中一些进程之间的联系提供动态解释，并强调部门利益和不断演变的系统利益定义。

    从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生动力的一个关键来源与部门利益（SI）如何影响国家（NE）经济结构和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IE）的演变有关。通过游说，各部门试图直接影响国家层面（NP）以及国家间和超国家层面的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NE）反过来会影响国家政治和收入分配。此外，结构变化（NE）可以通过挑战特定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来促成经济和政治变化。给定经济体结构变化也会产生国际层面的影响，这可能导致或加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从而在国家之间建立信用债务头寸。这反过来又影响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关系，为超国家机构施加压力，并导致不对称的调节过程。

    对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的政治反应也可以影响部门利益的形成和诉诸。在这方面，部门内部的异质性十分重要：一个部门的不同部分可能或多或少受到收入分配和总体发展的影响，这可能促使该部门利益定义的变化，继而产生不同的政策立场。这种变化也可能源于对部门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系统性增长和生存条件的更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可能在国家、国际和超国家（如欧盟/欧洲货币联盟）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各部门可以直接游说超国家机构。此外，不断变化的部门利益会影响国家间关系 (IR) 以及超国家一体化所依赖的法规、政策和技术官僚机构体系。

    两个要素对动态解释至关重要。首先是钻石框架中的“领先”和“滞后”之分，这涉及经济和政治影响。“领先”和“滞后”的产生原因是企业的核心活动是“投资”，这使得它们具有前瞻性，它们的行动是被影响“回报率”的变量所驱动。相比之下，社会群体主要对观察到的结果（如收入或就业）做出反应，这些结果是投资活动引起的系统动态的结果，“选举层面”是社会群体对这些结果做出反应的维度之一。第二个要素是阈值的相关性。由于其前瞻性行为，部门利益（SI）的形成和表达通常先于收入分配（ID）和国家选举/政治（NP）对结构性经济发展的反应。事实上，部门利益的政治影响若要上升至选举层面，则必须超过某个阈值。一旦部门利益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总体经济结果（如宏观经济失衡）或收入分配和国家选举对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应可能导致部门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定义（国家和国际层面）。

    上述动态解释对定义系统利益并根据其采取行动保护系统的生存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事实上，部门利益通常不会完全洞悉和保证经济中普遍的相互依存关系。如前所述，通过前瞻性行为追求利益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是当社会群体感知到影响时，经济结构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只有在结构发生变化时，系统性影响才会被察觉）。此时，（i）结构变化可能难以逆转；（ii）系统利益发生变化，因此恢复到最初的结构可能不符合具有宏大的集团联盟的利益。例如，保证高工资以确保足够的国内需求可能被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部门视为一种系统利益形式，但是跨境一体化使这些部门转向出口导向，那么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将下降。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高工资可能会被视为对可贸易部门和出口拉动的增长轨迹有害。因此，它们可能被视为与系统利益相悖。

    系统性的相互依赖也可能导致部门间的不对称，这关系到部门的行动自由。事实上，部门内和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会对一个部门产生比其他部门更大的约束。例如，一个国家的可贸易和非贸易部门都受到外部失衡约束所产生的系统性利益的制约，这些外部失衡保证了开放经济的长期生存能力。然而，如果这种制约被打破，那么部门间将收到不同影响。减少债务头寸可能意味着国内需求长期低迷，这主要打击非贸易部门，而实际汇率调整有利于贸易部门。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是如此。例如，为了解决不可持续的外部失衡等问题，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中的一些国家可能需要整个联盟的高增长率，这需要与联盟内其他国家进行协调。但是联盟中的一些国家能够单独实现高增长率，而不依赖于整个货币联盟。总之，各国很可能会受到相互依赖性的不对称约束，这也意味着各国具的政策自由程度不同。

    关于系统利益是否有助于保持系统生存能力的一个考虑是，部门或团体如何理解其特定利益取决于他们怎样代表经济系统及其在该系统的地位。这意味着：（1）上述动态模式将根据部门和群体如何代表系统而有所不同；（2）如果不同的部门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代表系统，它们就不太可能就系统利益达成共识。总之，该框架表明，部门利益和系统性利益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主要取决于（i）经济和政治影响的领先、滞后和阈值；（ii）相互依存性对不同部门和国家的不对称性制约；（iii）不同部门和群体可能采用的不同代表形式。因此，没有理由期望系统必然会形成一种“自发秩序”（相关群体、部门和国家共享一个关乎系统性利益的统一规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外部冲击以及前瞻性和反应性行为引起的内生变化，钻石框架中的变量将显示出持续的变化和反馈效应，从而产生较高/较低整合、趋同/发散的动态路径等发展阶段。

三、案例分析

    作者以两次危机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为例来解释上述框架。第一个案例讨论了2008/09 年金融危机之前成员国外部失衡以及危机期间成员国债务积累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的政治经济过程。

   随着 2008/09 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欧元区 (EZ) 甚至欧洲经济体 (EE)成员形成了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这也导致了高成本的调整过程。为了研究“结构性外部失衡”，作者将国家经济部门分为“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前者参与与国际竞争对手竞争的活动，后者反之。由于“可交易”部门希望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更多产品，所以它对相对较低的“实际”汇率感兴趣，而非贸易部门只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或服务，因此其主要兴趣在于维持高水平的国内需求，据此可以确定两类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既然“结构性”外部失衡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为什么欧洲经济区没有先验机制来阻止这种失衡的出现？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部门驱动的过程与宏观经济（系统性）后果之间的差异（宏观经济后果出现时间滞后且由于意外冲击而显现，而部门利益驱动的活动原则上是“特殊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不会考虑其行动的总体影响）。然而，一旦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可持续，部门利益可能会改变，它们可能“内化”宏观经济影响并改变立场转而考虑系统利益。原则上，这种部门利益转变可能发生在持续“赤字”的南方国家（称为“EZ-South”）和持续“盈余”的北方国家（称为“EZ-North”）。

矩阵1

    矩阵1示意性地代表了“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利益。作者区分了“危机前”（外部失衡的不可持续性尚未显现）以及“危机后”（金融市场突然停止反应）的情况。在危机之前（矩阵1A），部门利益如下：南北双方的“可贸易”部门都对本国被“低估”实际汇率感兴趣，“不可贸易”部门希则望有一个强劲的实际汇率来提高国内购买力。因此，危机爆发前，一个国家的“可贸易”部门与另一个国家的“非贸易”部门在实际汇率水平方面具有互补利益，而两国的两个“可贸易”部门利益互相冲突。后危机时期（矩阵1b），原有的利益关系无法持续：南方将无法获得金融市场的支持，继续保持贸易赤字。这一现实也可能导致北方贸易部门的利益发生转变，继而改变其此前对低估的实际汇率的兴趣。因此，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导致部门利益的利益考量从特定利益转向系统利益。另一组冲突与外债头寸的积累有关，这是危机前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所构成的“流动”问题的“存量”效应。在危机之前，许多“赤字”国家的私营部门都欠下了巨额债务，这助长了外债的积累，并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矩阵2

  矩阵2显示了两类行为体的利益，一类是“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的银行部门（BS），另一类是社会团体（而非部门），特别是纳税人（TP）。在危机之前，南北国家的银行业在支持南方借贷（主要是私营部门）方面的利益高度一致。同时，北方的可贸易部门和纳税人对南方的进口融资也十分感兴趣（其销售出口得益于向 EZ-South 提供的融资）。在危机之前，债务积累的不可持续性问题被忽略。在后危机时期，南部经济区的私营部门积累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债务状况变得不可持续，出现了由谁承担必要债务减免和注销费用的问题等多种利益冲突。北部银行在向南部经济区贷款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随着北部银行负债情况日益严重，南部银行要么破产，要么濒临破产。这时，其他机构将不得不介入接管必要的债务减免或冲销成本，以确保整个欧元区银行系统不会崩溃。此外，随之而来的南部经济严重衰退也将直接影响北部的贸易部门，间接影响其非贸易部门（见矩阵1）。与危机前相比，后危机时期的利益立场发生了许多“转变”。南北双方的银行业对债务减免感兴趣，它们形成了统一观点，将债务减免或核销的责任推给了各个国家的纳税人。这也导致了新的利益冲突：解决债务问题的主体不再只是两个国家的银行业，还包括纳税人。

    作者接着分析了金融危机期间欧洲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个特点是冲突关系中不同行为者的谈判立场不对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谈判结果）。考虑到欧洲联盟的债务问题，赤字国/债务国面临着金融市场准入枯竭和银行系统崩溃的危险，其压力远远高于盈余国/债权国。因此，南部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

    第二个特征是系统性发展的分配效应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类社会群体，进而影响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政治进程。越来越明显的是，危机后低增长或经济收缩对不同人群影响也不均匀，具体表现为国家和区域一级的投票行为和对社会中的不满情绪。这些普遍由危机驱动的影响加剧了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效果。如果社会群体将经济紧缩和长期结构变化与欧洲或国际一体化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或与国家间关系（如债务-债权国关系）中的不公正感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分配不均的后果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为民族主义和反一体化情绪。危机的不对称影响和为解决危机而采取的政策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后危机时期，南部国家（危机前对欧盟一体化的支持很强）向欧洲怀疑主义的转变比北部国家要强得多。而这些变化最终影响国家间关系，并助长了欧盟内部的离心力。

   第二个案例简要介绍了 Covid-19 危机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它揭示了与欧盟一体化有关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关于Covid-19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政治经济影响：

   首先，鉴于COVID-19席卷世界上每个国家，所以这种影响具有“对称性冲击”的特点。然而，由于各国面临的公共债务状况不均衡；公共支出能力不一；不同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人口构成、疗养院的管理能力不同；以及不同部门在不同阶段的脆弱程度不同，所以疫情对欧洲不同经济体的影响不均衡，这也产生了新一轮的离心力。

   第二，考虑到 Covid-19 危机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遗留的不对称影响加剧了对欧元区系统性生存能力以及潜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威胁。一些行为体能够较快的对Covid-19作出反应并采取预防措施，因此这种不均匀影响会重新释放一些离心力。这也可能促生不同的系统利益观点。一些“大行为体”的政治选择可能对该体系的“生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并逐渐发展成关于系统利益的一般性看法，以便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案例之一便是“法德提案”（Franco-German proposal）。其他国家则是在国家层面上定义了系统性利益，将其与“纳税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并继续在国家间冲突的非合作环境视角下看待这种情况。

    第三，在这两次危机中，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进行了干预以维持欧洲一体化，超国家机构扮演着“利益协调平台”的角色。因此可以推测，当对生存能力问题的认识变得尖锐时，欧盟国家（以及其他相关的政治经济行动者）可能愿意让超国家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新冠病毒危机展示了危机的累计效应如何加剧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冲突关系。在欧盟，这场危机导致了更严重的离心力，威胁到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也显示出更迅速、更有力地动员向心反应的潜力。离心力通常来自于对相互作用的“局部”理解所产生的特定利益，向心通常需要兼顾整个系统的相互依赖和生存条件。后者依赖于重要行为者改变其政策立场以维持系统的稳定，以及充当利益协调平台的超国家机构。

四、对结构变化分析的影响

    除了提供一个整合国内和国际层面的经济和政治动态的综合分析框架，本文对结构变化的研究也有许多启示。

    首先，在考虑外部动力的同时，该模型强调了源自企业/行业“前瞻性“活动的内生动力，并追踪其系统效应及其产生的反应。前瞻性行为的影响存在于未来，其结果是不确定的。此外，政治冲突对企业的影响可能具有“不对称”的特点。

    其次，该模型遵循并改进了结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传统的结构经济分析根据收入类型定义“阶级”，而作者的分析强调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聚合，聚合中的异质性可能导致同一部门内政治立场出现差异和分歧。与此类似，企业之外社会群体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聚合并定义。总之，在这种方法中，相关的政治经济聚集不是事先假设的，而是在调查过程中确定的。

    第三，部门和群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聚合意味着系统动态还取决于经济和政治行为者如何代表该系统、他们在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事实上，不同的表述将导致对特定和系统性利益的不同理解，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政治行动和系统动态。这是相对于传统的以“阶级”划分范围的结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进步。

    第四，多种相互依存关系（部门之间、部门与社会团体之间、国家之间等）虽然允许政治经济冲突的存在，但是这些冲突应该保持在与系统生存能力相适应的边界内。在政治经济行动层面，这一点体现在特定利益和系统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提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动态解释提供了对冲突与系统连贯性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跨期解释。

    最后，本文的“钻石框架”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对政治经济变化的实证分析的重要补充。表示相互依存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凸显了经济分析和结构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性。这不仅提醒我们要注意未采用的经济模式，还要求我们注意正在实行的经济模式的非必然性。它还为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作用：突出其他可能的系统利益，这是行为者难以立刻感知到的。

    本文提出的方法的实证发展研究钻石模型中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及其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导致政治经济过程的变化。一个有趣的分析方面可能是重建理论上不可行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政治经济框架的形成路径。这种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政治经济行为者如何代表系统及其在其中的地位，以及这些代表方式是如何形成的。理解利益的既定方式也可能来自与国家或国际协调平台相关的“认知社区”（即专家网络）中的经济理论和务实观点。认知社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对真理和特定形式的知识的适用性有共同的信仰”。因此，该社区的参与者可以认为经济的具体表现和对其机制的理解是理所当然的，这可能导致即使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有的已被接受的观点持续存在。例如，对宏观经济模型的依赖会使人们难以想象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与假设利润率和工资率一致会使人们难以想象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冲突的情况类似。

   无论聚合社会群体的方式是来自现有的协调平台还是理论观点，本文开发的结构分析模型都超越了现有的构想。总之，本文呼吁通过考虑不断演变的生存要求、系统利益的定义差异以及各群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来研究经济和政治动态之间的界面，从而构想行为体看不到的系统性利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