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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于1993年挂职担任中外合资湖北咸宁席业咸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4月-2007年8月挂职担任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分管科技、质监，协管工业经济和招商引资），以及2017年以来受扬州市国资委之邀担任扬子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的经历，使我对地方政府、企业（资本）及其行为，掌握了更多一手资料，并有更深切的感受，现进行整理。今天主要结合我在地方的实践，讨论技术创新中的企业行为问题。

技术创新中企业的行动逻辑

秦兴方

20230205

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是否发生及如何发生，数学模型并不能完全证明。因为其中包含着复杂的、不可计量的生产关系因素。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其结果有可能与数学模型所证明的结论恰恰相反！这是我在地方挂职锻炼的一大收获。

众所周知，从企业角度说，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生产效率、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并由此获得超额利润。技术创新的发生，是企业内部创新者、机会、环境（经营环境、创新政策）和资源（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等）等要素综合集成的结果，是创新者（创新者一般是企业家或发明家，但只有敢于冒险并将新发明产业化的企业家或发明家才是真正的创新者）根据市场需求信息与技术进步信息，将市场需求与技术可能性结合起来形成创新思想，在合适的经营环境和创新政策激励下，利用可得资源和科学的组织管理（研发、试生产、设计和生产、营销），将创新思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如果创新思想变成现实，则企业可以赢得市场。但既然这一过程需要创新者“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技术创新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或潜在的失败风险。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将是复杂的，但也肯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从我的实践看，不同类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与否、创新方式和技术创新下企业管理模式选择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有些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掌握这些行为特征，无论是对于科学家（发明家）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政策，还是对于社科工作者做有用的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企业是否走技术创新之路，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别无选择，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性质如何和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技术创新是唯一选择，差异主要在创新模式及其与此相联系的企业发展方式上，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对于处于资本密集型或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存量”企业如何选择。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环境和资源都不是问题，除了指令性任务外，常态化情况下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只有那些具有情怀、担当和开拓精神者，才能成为创新者。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纠结较多。特别是，当企业仍然能够通过外延式发展获得利润时，多数企业会在守成与技术创新中纠结，而且那些依靠体制转型而发展起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主，通常会选择避险、守成，而第二代民营企业主则更多取决于其自身的学历、经历和利润最大还是风险最小的偏好，特别是基于市场趋势、创新环境、企业创新资源及其企业所能承担风险的判断。现实中，只有少数具有开拓、冒险精神的二代民营企业主，才能真正成为创新者，带领企业完成转型升级。因此，目前引领技术创新的主要是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有企业、专精特新中小型企业及其在此基础上壮大的大型民营科技企业，其他企业则主要还是在成熟技术应用和生产工艺、方法革新改造领域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对于“增量”企业——初创企业，选择何种发展道路非常矛盾：科技型业务风险性高，而非科技型业务竞争激烈。从全社会角度说，如何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激励科技型初创企业成长的配套政策体系，在鼓励全民创业基础上更加重视万众创新，是有效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

在选择技术创新之路的模式上，现在普遍的观点是，由于“原始创新”涉及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需要高层次人才、科研平台及其他配套资源支撑，要由高校、科研院及其附属国有企业主导，而企业主要应该走E. F.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中所说的中间技术之路，也就是应用成熟的、中等水平的技术，而技术创新领域则选择“集成创新”或者“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从我的观察看，上述观点符合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的基本格局，但这恰恰又是造成我国“原始创新”不足并引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根源，是我们需要改革的方向！实际上，正如第一次科技革命得益于欧洲文艺复兴——实质上是思想解放运动，但科技革命的标志——蒸汽机、纺织机等发明与应用主要源于工人和技师的实践经验，以及以后历次科技革命的创新思想都源于社会（市场）需求及其生产实践一样，在“原始创新”领域，企业应当发挥主体作用，而不是游离之外，高校科研院所主要是为原始创新提供关键支撑。事实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新经济下，我国走在“原始创新”前沿的正是华为、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重点是加大对“原始创新”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加大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成的紧密型“原始创新”共同体（协同中心、创新联盟）的政策支持强度！在明确这一政策主方向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企业为创新一个更具有市场占有份额、更大经济效益的全新产品而对各种信息技术、管理技术和工具等创新资源进行的“集成创新”，鼓励和支持在干中学、在产品价值链某个或者某些重要环节上实施进口替代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引导科技创新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汇聚有限资源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值得深入研究！

企业的技术创新之路能够走多远，是我国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障碍在于尚未真正健全适宜技术创新规律的管理体制及其灵活机制，技术创新的火花往往被僵化的体制机制所浇灭，而民营企业尤其是转型中的民营科技企业则存在两大纠结：一个是技术权威与管理权威的矛盾。民营企业大多是家属制企业，这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家属制管理。我在地方期间调研发现，在粮食食品加工设备、纺织服装领域，无论是科技型初创企业长大，还是传统民营企业转型成为科技型企业，在企业成长中没有与日俱进变革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家属制企业实施家属制管理，适应扁平化管理的技术权威由于不愿意屈服于垂直的管理权威甚至家长权威，导致企业人才纷纷流失，而一度有影响的企业永远处于裂变、最终很多企业不断消亡！另一大矛盾刚好相反，在太阳能、数控金属板材加工设备领域，那些技术专家出身的企业负责人，通常会面临着做大与做强、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之间的纠结。其中几个在行业内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企业，由于企业负责人忽视市场需求，由此导致企业举步维坚，从而企业的技术创新也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