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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一个好的人文社科成果，除了要有一个好的选题和一个构思缜密的分析框架，关键是能提出有创新性的思想或观点，并有效验证或经得起实践检验 。但是，这些都不是即刻形成的，源于平时理论学习、实践观察、问题思考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火花的积累及其提炼。本条博文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选题的随笔或“思想火花”（书名暂定，这些“思想火花”过去通常记录于卡片，近年来主要记录于微信），供青年教师研究参考；因为是随笔，目的主要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启发，所以，首发的思想或观点有可能是碎片化的，不一定成熟、成文和成体系，会随着思考的深入或材料的补充

作经常性修改。

声  明：本条博文具有学术探讨性，提出的观点都具有假说性质，可以线下探讨；青年教师对相关假说可作进一步论证，申报科研项目或独自发表成果，不追求或追究知识产权。

《中国农民何往》随笔

20241002起……

0027.20250519 有关中国农民角色转型的前沿研究方法

总体而言，本研究重点运用“实践-理论”范式，即基于中国特色农民角色——职业角色、身份标识和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作用特点，归纳上升到新理论。需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辩证分析和抽象法，以及现代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在新科技新经济背景下，有必要引入一些前沿、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字技术、社会科学与生态视角的研究：（1）数字人类学+区块链溯源：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农民职业行为档案，通过NFT技术实现农耕技艺数字化传承，智能合约自动记录现代化技能认证。（2）神经经济学实验：采用fMRI脑成像技术分析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风险决策差异，设计农业经营场景下的行为经济学田野实验。（3）元宇宙农耕模拟：构建数字孪生村庄进行角色转换实验，通过虚拟现实观察代际观念变迁。（4）环境DNA与社会网络交叉分析：采集农田环境DNA关联生产者行为，结合社交大数据绘制生态-社会双重网络，建立农业生产行为的环境印记模型。（5）量子计算辅助的政策仿真：用量子算法模拟政策干预的多维影响，构建农民角色转型的复杂适应系统模型，政策参数的多宇宙推演。（6）暗物质社会学实验：利用卫星遥感夜间灯光数据反推现代化程度，通过"数字阴影"分析未被统计的生产行为，等等。在具体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农民数字鸿沟问题，所有技术方案应包含适老化改造设计。

0026.20250519 中国农民角色转型研究的起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基于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劳动和土地是合适的。其中，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这里的劳动有个人自我指挥的劳动、联合劳动、集体指挥的劳动和资本或者其代理指挥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形式会产生不同的黏合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力，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容；土地要素可以分为私有占有（前资本主义私有制【小农私有单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公有制【及其各种实现形式】，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率。

纯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解决不了中国传统农民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意义上农民现代化或农民全面发展，需要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展开分析。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意义上农民，能否从原始要素组合中找到出处？例如，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在历史上是如何与土地“绑定”的？值得深入探究；文化符号上的农民是与劳动的方式、土地利用方式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联系？可从深入剖析。

如果三重角色都能从“劳动+土地”组合中找到出处，则这一组合可以作为所有研究的起点。

0025.20250514 为何中国农民角色转型需要理论创新，难点到底在何处(续)？

我们在解决农民问题上遇到的资本利用悖论，还需要放到更广的视角看问题。一方面，纯粹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我们可能有效控制资本在农民领域自由转移，不是主要依靠新型劳动合作、社会合作和政府支持（含农业补贴、农民共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就业、收入增加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从国际大循环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大国小农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农业竞争的劣势。尽管不会直接产生国际资本剥夺农民离开土地的现象，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促成小农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这里的难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中国当下，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协同解决如下难题：既让部分农业人口自愿离得开土地、进得了城镇并留得住、富起来，又让现代生产要素有序进入农业并带动留守农业人口转型和生产方式升级！

农民能否自愿离开土地不只是纯粹的收入问题，涉及经济、社会、生态多个方面，其自愿离开的一般条件是：非农岗位的适应性及其所获得的收入+在城镇所获得的公共福利+城市精神生活享受+城市生态环境适应性〉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纯收入+自给自足折算收入+在农村所获得的福利+农村精神享受+农村自然环境享受……。

农业技术进步主要是自然科学家的事，而农业技术进步如何产生、能否及如何有效赋能农业发展、农民生产方式升级、收入增长、共同富裕和农民全面发展，则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

0024.20250315 为何中国农民角色转型需要理论创新，难点到底在何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下基于小土地所有制的农民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内在逻辑：从单个资本的角度，平均利润规律驱使产业资本向农业领域转移，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土地规模化、产业化（尤其是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使小农失去了与之抗争的能力，沦为无产者。从资产阶级整体的角度说，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出了比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一切社会形态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社会财富，然而，一方面，创造这些财富需要劳动力——农村是“蓄水池”，另一方面，这些财富归资本家所有，但占有这些财富只是资本家的最终目的——实现最大化剩余价值的介质，必须交换出去，即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而当时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资本用工业化手段改造农业、剥夺农民成为必然，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当这种“改造”完成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就不再是农民的栖息地，而是农场主、农业资本家的乐园！而农民则流向城市，蜗居于贫民窟。

中国农民转型的基础在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但又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资本剥夺农民、城市掠夺乡村的老路子。我们的理论创新，是在如下约束条件展开的：①土地集体所有，但“三权”可以分置，决定了资本不可能在农业领域自由转移。②以人民为中心包括农民全面发展，农民共同富裕是目标，农民的劳动力及其消费力不能只是作为工业化的手段，决定了我们采取改造农业的任何措施都必须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平衡。③资本在生产力领域具有“文明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应该而且必须利用好资本，决定了我们只能从资本的异质性中去寻找有效作用的资本类型和区间。

0023.20250221 促成农民角色的转型保持耐心的另一面：200年的差距如何缩小？

从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占有方式看，中国农民是土地的集体所有者，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但是，纯粹从生产的具体方式来说，还是一种小农生产和经营方式。与英国18世纪中后期，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状况相类似：自耕农。但是，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自耕农逐步消失了，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代替他们的是资本租地农场主或商人租地农场主，“农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到19世纪，人们已经忘记了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自耕农最大的优势是将个体积极性发挥到极致，最大的弱势是不能获得分工和协作所创造的结合生产力！ 与英国相比较，我国农民的在生产力意义上的角色转型晚了至少200年时间。如何转型，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难题：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我们不能用资本的力量、用工业化手段改造农业、农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市场经济又要求改变这种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就是矛盾，关键是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0022.20250121 何以促成农民角色的转型：历史耐心？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习近平同志<论“三农”工作>主要篇目介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首次提及“历史耐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求是》杂志2022年第7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又一次强调：“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

    在“三农”问题上保持“历史耐心”是一种工作方法：需要保持投入和扶农支农富农业政策的连续性、长期性，需要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而不能是“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

0021.20250107 2035年和2050年中国农民的模样，如何实现？

    按照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节点，我国的城镇化分别进入“成熟期”和“尾声期”，城镇化率分别为70%-75%、75-80%。以此推算，到2035年和2050年，我国至少分别还有3.5亿、3亿农民。这不是一个数量问题，关键是，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农民将会是何模样：农民三重角色的转型有何根本性的突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改革？特别是，历史上西方走的是“小国大农”之路，而中国却要在“大国小农”体制下完成转型，又如何突破“卡点”、“痛点”？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以上只是对存量农民（包括现有农民繁衍）的考证，在两个时间节点，中国将会有多少新型职业农民产生？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有多少源自农村，特别是传统农民的转型？有无源自城市、又如何吸引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0020.20241223 中国农民角色转型的难题？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多数文化程度程度较高、适应非农民岗位的能力较强。因此，职业角色的转型相当比较容易，文化意义上农民角色转型也不是主要问题，难点主要在身份角色的转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政治、基本公共服务权利，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可支配财力。

    最大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兼业农民和纯农民。由于他们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市场适应性差、职业选择余地小，在缺乏足够外力支持的前提下，文化意义的角色转换和职业意义上的角色转型都较为困难（而且很有可能出现代际传递），是我们讨论农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相对而言，这些农民身份角色的转换，主要取决于国空政策。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平等、共享政策支持下，城乡居民正在逐步实现政治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

   无论是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角色转换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耐心，相关领域的改革只能而且必然是渐进式的。

0019.20241201 乡村（亲）现代化的中国样式：与西方样式的异同？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城乡对立的尖锐期，所以，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资本主义下城乡能否和如何实现融合，而是将其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然而，在现实中，以马克思逝世以后的140年多年时间里，经过冲突、重组和磨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实现了城乡融合！

    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样式及其实现过程是：起初，即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剥夺农民自我雇用为基础的小土地私有制阶段，在资本的黏合力，一批职业农民、农业技术人才、农业经营者来到农村；20世纪70-80年代逆城市化时期，一些企业将生产车间、甚至企业研发总部迁往郊区甚至环境适宜的农村，一批城市富人来到农村。由此，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居民不再只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乡村不再是农民的聚集地，而是农场主、农业工人和部分城市富人、精英的家园;农村居民在生产上高度分工，用工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在农村也能享受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一样式是资本这一外部的强制性力量推动的，既在生产力领域显示出高效率，但在生产关系领域是以牺牲传统农民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中国2035年和到本世纪中叶，城乡基本融合的样式尤其是农民现代化（全面发展）将会如何？如果在现行基本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讨论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农村居民的基本构成：一方面，农村“原居民”中，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留下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和完全以土地为生的“纯农民”。另一方面，作为“增量”，新型职业农民是主体部分。农民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关键在前一个方面。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也即30多年后，一方面，按照自然规律，目前的“兼业”农民和“纯农民”都将“退休”，如果他们仍然留在农村，则农民现代化、城乡融合，则意味着他们至少在农村也能达到现代化所要求的最低生活水平，享受现代城市的基本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的新生代农民，要么转变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要么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下，用现代生产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决不是沿袭其祖辈的传统生产方式）；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接轨。农民职业成为就业自由选择的重要领域，农民也具有自由选择其它职业的能力。如果现行基本政策可以作进一步调整或创新（分地区），又会是如何？例如，不仅农民自愿到城市去，而且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允许城市居民下乡，从而乡村不仅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目的地，能否也成为某些城市居民居住的选择地？……

    中国城乡融合样式（农民现代化或全面发展））如何实现？与西方样式有何不同？能否吸收西方样式中生产力层面的“经验”而避免生产关系领域的“后果”？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用资本强制开道之路，但如何让农村、农民从封闭中走出来，转向社会化、市场化生产，分享分工协作红利和市场化收益，是值得借鉴的！在这里，面对农村、农民的弱势，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有为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如何借鉴市场化黏性最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力量（主要是惠农耐心资本）和被黏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数据的力量（公益性数据要素）的作用，是值得探究的重大课题。

0018.20241130 乡村（亲）现代化中如何走出资本利用的困境：发展惠农耐心资本？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城乡融合的难点和重点是乡村尤其是农民的现代化，而乡村（亲）现代化的障碍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须利用资本但又不能依靠资本——理论上，资本在生产力领域具有“伟大的文明的作用……。（困为，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文集第8卷，90-91），但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规律具有极化效应,会导致无产阶级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马克思，1867）；在实践中，目前我国在“三农”领域对资本利用的政策极其“谨慎”——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实施正面清单、资本（甚至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购房建屋等。

    城乡融合尤其是其中的“短腿”——乡村的振兴及其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恒心。《决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不仅肯定了理论界有关“资本具有异质性”的观点，而且可能为乡村（亲）现代化实践中如何有效利用资本提供新思路——发展惠农耐心资本！这类资本包括但不限于四个层面：政府投资基金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资本，统称“国有公益类耐心资本”（A）；竞争性国有资本和国有控投的耐心资本，统称“国有商业类耐心资本”（B）；市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非国有商业类耐心资本”（C）；有奉献精神和爱乡情结（乡贤、企业家等）的“有爱”社会资本（D）。

    政治经济学解释：资本的一般特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可否在此基础上拓展到等量资本获得收益？资本的特殊性（“异质性”）——对“收益”获得的内含、形式存在差异：A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长期的社会整体利益；B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中长期社会整体经济收益；C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中长期利润；D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综合收益（含社会认同）？

   能否由此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设计？欢迎讨论并合作研究！

0017.20241124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差别何在？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到底有何差别？

    从目前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看，在职业本身上做文章，可能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在我看来，新型职业农民不是职业上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他们与传统的农民不同，其“新型”主要体现在：其身份标识上不再与土地挂钩，其文化符号上与现代文明相接轨。由此，其职业上具有更多的选择性，不过市场驱使其从事农民职业，具有接受新技术的意识、善于利用资本和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并有较强的对接市场的能力？

0016.20241114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古老且持久、技术性和社会性？

   从职业角度论，由古及今，农民职业既保持着不变性，又具有可变性。

   农民职业的不变性是就职业的存在形式而言的。从人类社会产生，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就已经产生，是人类的第一个职业，体现其古老性。而且，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只要有人，农民职业就会始终存在，而不会像其他职业那样被轻易替代，体现着农民职业的持久性。

   从职业的内容而言，农民职业又是可变的，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和生产形式会随着人类社会变迁特别是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一方面，在生产条件层面，包括生产技术条件及其由此决定的生产社会条件两个方面。其中，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包括一定时期内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发展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生产工艺水平和生产方法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素质提升状况和生产资料质量升级状况，“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资本论》第一卷第210页）；生产的社会条件，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物质关系，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与分工的发展程度、生产组织的类型与结构、生产过程的管理方式等。另一方面在生产形式层面，包括劳动技术组合方式及其由此决定的劳动社会组合方式两个方面。其中，劳动技术组合方式既包括生产中劳动力数量与生产资料数量配置关系或技术构成，在劳动手段上有手工的、机器的等生产方式，在劳动对象上有农业内部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劳动主体上有个体的、简单协作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复杂协作的生产方式；劳动社会组合方式，在劳动的普遍形态上可分为自给式生产方式、商品生产方式和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在劳动的特殊形态上可分为原始公社型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未来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

   从职业角度分析中国农民，纯粹从生产条件中的技术条件层面和生产形式中的劳动技术组合方式层面分析是很不够的，必须进行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劳动社会组合方式的研究。目前，职业意义的中国农民富裕、共富和发展问题，主要源于后者（分论…），而且困难主要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社会条件和劳动社会组合方式的变革！

   

0015.20241108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自由”的演进？

   在奴隶社会，有农民但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农民是奴隶，像其它生产工具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封建社会的进步在于，农民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人身独立，但劳动力还不能自由买卖，与封建主或地主存在千丝万缕的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不仅人身，而且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民真正成为自由职业。但是，由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劳动还只是农民谋生的手段，特别是资本为追逐利润，农民在职业岗位上并不是自由的，受资本的管控。

   在社会主义社会，农民实现了人身自由、劳动力支配自由，从而理论上职业选择是自由的。但一方面，由于仍然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下部分农民的“土地依赖”和劳动能力的"低水平锁定"，使得相当一部分职业选择上是不自由的，在职业岗位上并不是“自由”的，而是无奈的选择。

   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农民自由、全面发展角度而论，何为“自由”？如何实现真正、全面的“自由”？需要联系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农民发展实际，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界定农民的“职业自由”、测定（评价）及其实现机制。

0014.20241031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职业选择自由&岗位劳动自由？

   资本主义改造传统农业，是用资本主义雇用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替代农民自我雇用小土地私有制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人）职业选择自由或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劳动受制于资本）替代职业锁定（但劳动自由）的过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用大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于雇佣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78页），一方面，在生产力角度，“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同上）。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角度，“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资本论》第一卷第579页）“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论》第一卷第579-580页）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这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80页）。机器大生产或大工业，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农业领域通过自身引起的灾难，马克思在评价工厂法中的“教育条款”时，证明了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是“承认劳动的变化，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二是“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用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工人” （《资本论》第一卷第561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未来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资本主义下实现了农民（工人）职业选择的自由但在职业岗位上是不自由的（受制于资本），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但牺牲了农民（工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劳资双方都围绕自身的权益展开斗争。“两律背反”，力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我国，承包经营下农民在岗位上的劳动是自由的，但农民与土地的捆绑或“锁定”，使其劳动技能单一化，选择职业的空间或余地越来越缩小，存在低水平“职业锁定”现象……。

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自由”、“自由劳动”的科学内涵、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和实现途径？

农民如何全面发展？

0013.20241029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提高“存量农民”的职业选择性？

   经过四十多年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农民分化大大加快。在职业意义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由“农”转为“非农”，但与“自身标识”的农民相联系，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体制内正规渠道变成城市居民，如通过高考“跳农门”，其待遇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二是通过政策变成城市居民，如城市化扩张中的征地拆迁，其待遇与城市居民逐步并轨或大致趋同（主要是医疗、养老保障上有区别）；三是市场化下的农业转移人口，职业为非农，但待遇与城市居民大不相同，被称为“农民工”。所以，现在我们讨论的农民，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经过分化后仍然留守在农村、以农业生产经营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者，包括“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农民”和“不离土”的“纯农民”，也即我所称的“存量农民”。

    “存量农民”其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方式决定了其职业选择方式。理论分析。

    “存量农民”职业选择既上主动的又是被动的。中国的现实考察。

    “存量农民”职业选择实现由被动到主动需要具备的条件。农民自身积极“转向”余地的有限性。

     改造“存量农民”：政府、农村集体、农民（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个体？

0012.20241019 推动文化符号上农民发展的意义：激励、约束&规范？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推动文化符号的中国农民发展、全面发展，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除了前文的学理性分析，在当下中国百姓还经常在使用的日常话语里同样可见一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里的“农民”是褒义，是“勤劳”、“朴实”的代名词；说“我是一个农民”，是一种自谦的表达方式，这里的“农民”是“土”、“读书不多”的代名词；说“你真是个农民”或“你真是个小农”，则肯定不是褒义，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农民”或“小农”是“保守”、“封闭”的代名词！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文化（明）属于意识形态，既由经济基础决定，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因此，文化（明）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对意识形态大多采取回避态度，文化（明）通常不被纳入经济学分析。但是，也有例外。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不仅证明了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意义，也指出了一个“好”的意识形态对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同样，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证明了“好”的意识形态对于克服集体行动的矛盾——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倾向，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目标的重要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文化（明）的“反作用”和现代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矛盾”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对于推动文化符号的中国农民发展、全面发展有何指导或借鉴意义？

    首先，文化（明）是一种激励机制。市场文明具有激励性，主要是通过利益刺激调节个体经济行为，并在竞争规律作用下发挥示范效应。例如，资本主义下技术进步就是依靠这一机制内成的：为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激励下进行技术研发、技术转化和产业化，从而获得技术优势或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其他企业为生存不得不采用新技术或新工艺，在竞争机制和平均利润机制作用下使原先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逐步平均化，并开始新的技术研发，不断循环往复，推动着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在当下中国，农民致富也许主要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农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则需要集体行动。促进传统农业文明中自强不息、讲信修睦等优秀基因与市场文明中基于分工、协作、等价交换的利益追求取向的结合，通过致富能人、带头人作用的发挥，以及政策激励，解放思想、凝聚力量，组织实施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集体行动。

    其次，文化（明）也是一种约束机制。无论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还是现代市场文明，既有优秀基因，也存在糟粕。特别是防范并扼制传统农业文明中的自我封闭与市场文明中自利等糟粕叠加，对农民共富、发展和全面发展等集体行动产生的阻碍。为此，需要创新文化（明），发挥精神凝聚力主价值感召力功能，推动乡村自治与德治、法治的结合，形成集体行动中的自律和他律相互作用的局面。

    第三，文化（明）更主要的是一种规范性机制。乡村文化中优秀文化基因的时代化？例如，发挥传统农业文明中亲仁善邻的精神，形成一种制度化、常态化和持续化的帮扶机制。例如，“共富工坊”是浙江省创新的助力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创新载体，通过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吸纳大量低收入群体就业，以此更好实现“扩中提低”。再例如，发扬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基因，形成保护自然、生态的长效机制。

    文化（明）作为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文化符号意义的农民发展，必须以职业角色和身份标识上的农民发展为前提。基于三重角色的交互作用，在中国农民发展、全面发展的分析中，文化（明）不能作为一种外生性因素或变量。

0011.20241018 中西方农民接受市场文明：“自学生”与“落水者”的差异？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中西方城乡居民在文化（明）接受上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发展水平上，城市对乡村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处于低水平的一元结构状态。然而，随着19世纪40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中西方农民在文化（明）接受上的差异和城乡文化（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科学认识这些“差异”和“差距”，是回答中国农民何往的前提。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是0005和0010已经部分回答了差异何在，二是这些差异是如何生成的，后者对于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西方城乡居民文化（明）从低水平的一元结构（18世纪60年代以前）、城乡二元结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串联式”发展中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末？时间需再考究），到现代一元结构的过程，也即农民接受城市文明（从经济角度来说最主要的是接受市场交换、价值、等价交换等文明），是一种激进式的、强行“灌输”的过程：资本开道、大规模购买或租赁农地进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迫使小土地经营破产并逐步纳入农业工业化轨道，而农民则流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或者作为农业工人接受资本家或者代理人的统一指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进城的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都不得不接受市场、认识市场、适应市场，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市场文明。当然，伴随着穷人向城市的流动，不仅资本家，其他“富人”则向乡村流动（如20世纪70-80年代的逆城市化），客观上也带动了城市文明尤其是市场文明向乡村流动、渗透，经过几代人的“进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民（农业工人）与城市工人在文化（明）层面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实现了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对于西方农民接受市场文明的这条路，尤其是先期的做法，用形象的说法就是：尽管知道他们不会“游泳”，没有“教练”，也没有“救生员”，就直接将其抛进市场“海洋”，任其自然、适者生存。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农民，是一个典型的“落水者”！

    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明）从低水平的一元结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到城乡二元结构（1949-2012年）,再到新时代开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便通过鸦片战争强迫中国进入了近代，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而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的基因里仍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几乎找不到现代文明，谈不上市场文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市场文明被当作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补排斥出体制，农民从小土地所有制自己生产转向土地集体生产农民统一劳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不要说农民个人，甚至农村集体都只有“生产”的概念而无“经营”、“交换”的意识。在农民的意识里，“市场”就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1978年年改革开放以来，源于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短时期内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客观地讲，这一以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前提下“分田到户”、“交足国家的、留下都是自己”的改革，激活的是传统农业文化中农民最直观的、最容易理解的元素——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多劳才能多得！但是，多数农民未必清楚：在市场化条件下，尽管劳动越多、越好，成果产出会越多，但如果没有市场需要，丰产不一定丰收、勤劳未必能够致富！在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承包地的产出大多满足家庭内部，能够用于交换的很少，所以，农民不太关注市场；而在人少地多（如果要对这里的“多”下定义，用土地产出量中用于市场交换的量大于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需要的量，比较合适）的区域，大多又远离市场，虽然农民希望了解、熟悉并赢得市场，但这些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庄稼人，见过集市但不熟悉现代市场。在四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在国家法规和政策保护下，这些农民既非常骄傲——没有成为“落水者”，但又非常焦虑——不有效对接市场就不能致富！

    从我国农民接受现代文明尤其是市场文明的角度看，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农民接受市场文明犹如“落水者”，则中国农民接受市场文明则似乎更像一个“自学者”。在“自学”过程中，分出“优等生”、“中等生”和“不合格生”。其中，具有很强市场观念和适应市场能力的“优等生”，大多数已经作为农业转移人口自愿（而不像西方那样被驱赶）来到城市，或者在农村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具有一定市场观念和市场适应能力的“中等生”，则开始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那些基本没有甚至排斥市场文明元素细胞，或者适应市场能力的“不合格生”，则仍然从事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从常住人口（不是“身份标识”）的角度看，农民经过分化，目前留守在我国农村的，大多属于市场文明中的“不合格生”和少部分“中等生”。这也就是我国“小农户与大市场如何有效衔接”中最薄弱的环节！

     西方国家让缺乏市场文明的农民成为“落水者”，付出了几代人的代价，最终消除了城乡居民文化或文明层面的差异，虽然结果很美好，但过程非常残酷，不适合中国！我国让农民接受市场文明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将其作为“自学者”（农村基层组织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渐进式改革中逐步推进的。现在看来，这一过程可能相当长，有时效果并不一定很显著。我们除了耐心外，还有何种更好的办法，使农民在接受市场文明、适应现代市场、有效利用市场中致富、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这是“三农”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难题，也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0010.20241015 “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文化符号：“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差异？

   文化源于生活、引领生活。在文化、文明的内核中，“文”——运用文字、知识的能力，在更大意义具有手段、工具的性质，而落脚点在于“化”和“明”——开化、开明、包容和开放。在文化层面，“乡下人”的文化符号以“使用价值”为中心，而“城里人”甚至“街上人”则以“价值”为标识。

   “乡下人”创造财富的要素主要是劳动和土地，看得见、摸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实实在在，不需要什么知识，更不需要抽象思维——劳动越多、越精细，产出就越多，学理上即使用价值量越大。由于土地具有无限可分性，且无论如何细分，只要劳动都可能一定的使用价值。而且，其生产的使用价值可以直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勤劳”、“朴素”、“本真”和“分散”、“封闭”都属于“乡下人”的特质！当然，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其劳动成果受自然因素——“老天”的影响——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也难以掌握其变化的规律，显然很神秘。因此，产生了盲目崇拜！迷信由此而来。

   “城里人”“街上人”则不同，几乎一切生活资料都依赖交换，其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在通常情况下需要协作，独立的个人很难完成，而且，产品或服务只有通过交换且交换成功（或得到社会承认），才是有用的。如果交换不出去（没人购买），其生产的只是无用的产品，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其劳动属于无用劳动。因此，城里人的文化基因是“交换”，内核是“价值”，关键在于算计，规则是等价交换。所以，“开放”“分工”“协作”“等价交换”和“算计”、“功利”，都构成“城里人”“街上人”的文化特质。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缺点，关键在于人们如何选择、组合、静化、内化并指导自己的行动。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不到18%增长到了2023年的超过66%，增加了四十八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惊人的跨越！几乎走过了诸多西方国家150-200年才走完的路。但是，应该看到，这只是按照人口计算的比率，从文化层面看，我国城乡融合任重道远！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角度说，优秀乡村文化的传承并吸收现代城市文化中优秀基因，还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反，文化冲突，甚至两种文化糟粕部分的叠加时常存在，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新形式……（例证略）。

    一个人有文化，主要在教育。这种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教育尤其是“近朱者”的氛围，以及自身“干中学”尤其是自我反省、接受新文化的能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尽管有高学历但仍然没有文化，而另一些人虽然没有接受太多的学校教育但仍然有教养！

   一个阶层有文化，需要文化碰撞中的社会引导，需要有耐心，中国农民转型更是如此。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度不在于物质层面的，而在精神层面的融合。另一方面，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怎么办？精神层面的支持与物质层面的支持同样重要，是他们能够被有效组织越来，参与了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来的有效保证。

   一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强国建设，需要文化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得益于文艺复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功，得益于思想大解放。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有效推进，需要注重先进文化、文明赋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思想解放相比较，面对百姓由温饱、全面小康向生活品质提升的转型，面对已经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利益阶层，面对城乡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二十届三中全会后需要更加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先进文化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新一轮改革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0009.20241014 中国农民问题改革的次序：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决定？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

   由城乡对立到一体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了先市场后政府，实质是资本掠夺、政府买单之路。先后经历了200多年时间，期间几代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不能走这样的路子。

   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源，是改革由中央政府设计并推动，而基层缺乏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所以，改革成为“弯弯绕”（斯蒂格利茨、史晋川）。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的成功源于中央顶层设计并进行了由下而上的改革，期间最关键的是通过分税制改革、考核机制及其与此相联系的博弈式晋升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一个个相互竞争的主体（张五常）。

   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也是源于安徽凤阳基层（集体组织中的农民群体）的创造？但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高度分散的农户、农民或者生产组织能否成为改革的主力？基层的改革主力量是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的20个“一号文件”，既表明中央的重视，也表明“三农”问题仍然是个“问题”！其中，最大的是农民问题。问题到底在哪里？难道在市场为先还是政府为先问题上还存在犹豫？在政府层面上，既然中央或者高层非常重视而且进行了顶层设计，问题是不是在基层或地方政府？

   假说1：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不只是农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也是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开拓新市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长期扩大内需）的必要，

   假说2：克服农民致富、共富和全面发展的短板，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市场，而不只是市场作用下政府补缺。

   假说3：深化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领域的改革，关键在于创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将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意图）内化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并制度化、长期化（地方政府像招商引资那样为解决“三农”问题而进行横向竞争，是举国体制下可以实现的理想状态，也许不是最优状态）。

   假说4：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解决农民问题都需要组织农民，从分散走向有组织，从个体行为到集体行动，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自组织缺一不可。

0008.20241012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立场、理性，或者情感？

   刚踏进大学门，我学的是商业计划统计，毕业留校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与“三农”没有直接联系。2000年前后开始关注农民问题，目前是更加爱上了这一研究。有人问我为何？曰：因来自农村，父母是农民！又问：出于“情感”，还是立场？我想：兼而有之，有“情感”才有坚定的“立场”！

   我最熟悉的是经济学圈子。这里确有一批值得尊敬的农民问题专家。但也应该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农民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无病呻吟”或赶“时髦”的倾向。尽管没有任何用处，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我想：这可能纯粹属于对农民没有“情感”的个人“理性”——时下项目更容易立项、成果更容易发表？

   我也经常与经济学以外的圈子打交道，有一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但是，也有相当一批研究农民问题的，尽管对农民没有多大“情感”，也不太了解中国农民的实际，居然也产出了一个个有“影响”的成果！我想：难道纯粹是“立场”正确？

   研究农民问题并产出真正对国家有用、能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的成果，是否需要将“情感”“立场”和“理性”结合起来？

0007.20241010 揭示中国农民何往的视角选择：三重生产及其“路径依赖”“低端锁定”？

   考察人的发展、全面发展，必须联系具体的发展场景之中，揭示中国农民自身发展及其规律也是如此。如果说职业角色、身份标识、文化符号为解剖中国农民提供了分析工具，那么，要真正揭示三维视角的中国农民行为方式、特征及其规律，特别是为“中国农民何往”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就必须将其放到丰富的中国实践中去，放到中西方不同发展场景的比较中去！但是，这里的场景似乎又太大。如果漫无边际地泛泛而谈，肯定不会有新发现的。

   昨晚再读《资本论》第一卷，尤其是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忽视得到启发：能否从生产和再生产角度展开分析？事实上，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都在或在不同时期着进行三重生产：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农民或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初步思考发现：目前中国农民发展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不仅从这三重相互联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产生，而且又起着反作用!

   中国农民的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要生存，一刻也不能停止物质资料生产。人类要发展，必须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在这一层面，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时代变迁和农民、中国农民的特殊性？职业角色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在劳动组织方式（分工、协作）、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以及在市场对接及其先进生产要素的吸收与应用（尤其是新科技革命新经济下生产方式变革中数字鸿沟）、积累和再生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引致生产效率、效益和收入上的差距？

   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时代变迁和农民、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前生活资料的消费的过程也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生活资料消费的范围、数量、质量决定着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身份标识、文化符号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卫生体育娱乐等发展资料消费上的差异性或不足是产生城乡居民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并会起反作用，影响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

   中国农民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时代变迁和农民、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前两种生产具有累积效应和代际传递效应，影响家庭的人口生育、子女教育培养？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既需要提高代内共享水平尤其是发展资料消费的共享范围、水平和质量，还需要在生产、消费和分配领域，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及其内部探寻更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代际公正机制？

   三重生产和再生产的交互作用：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是另二重生产的基础，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动力，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又是另二者可持续的保障。三重生产是一种交错关系？分化后的中国农民在三重生产中存在“路径依赖”“低端锁定”？

   分析中国农民物质资料（服务）、劳动力，或者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的行为选择，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行为选择，不能只是进行经济学分析，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数据经济学等分析，需要运用一切规范分析、实证研究和综合研究等一切有用的分析工具。

0006.20241008 农民元素细胞解剖：“一核三维”？

   这次澳大利亚之行，通过观察与思考，加深了对“农民”的理解，尤其是初步厘清了解剖或解读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范畴的思路：一方面，农民有两个基本元素细胞：劳动和土地，也即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其中，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性质、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营方式下农民的区别，主要由土地的性质——私有（含小土地私有），还是公有（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承包经营、集体所有租赁经营等），以及由此决定的劳动性质（自我雇用、雇用劳动、集体劳动，还是合作劳动等）共同决定。土地和劳动的性质，是解剖农民范畴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农民或乡村财富创造中，劳动和土地有不同的组合（参见下图）。在不同组合方式下，农民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其中，职业角色是基本角色，而独特的身份标识和文化符号都是派生的，不是所有类型的农民都具有的。由此，在经济学分析中，可以得到“一核三维度”的分析框架（见下图）。在这一框架下，也许更能科学甄别不同类型的农民，产出更有创新性的学术思想或观点，提出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民实际的政策主张。

等）

0005.20241006 文化符号的中国农民共富：文明碰撞和现代（工业）文明新形态新样式？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5：在这次澳洲之行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与学者交流还是和农场主（农场工人）接触中，深切感受到，这个以移民为主国家，虽然其祖上有多么不堪，但都深刻着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烙印——工业文明，其典型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以交换及其增殖为主要目的，对外部世界保持开放性，人与人交往中坚守着交易的基本原则——等价性，人自身则追求高度独立性！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引致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思想大解放，是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现代文明形成中，英国的贡献巨大。正如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所说：“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资本利用强大的黏合力，将一切生产要素黏合起来，用于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用工业化改造了传统农业，创造出了比在此以前一切社会形态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得多的财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这种文明“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是资本家剥削技艺的进步，具有具有掠夺性，甚至嗜血性，不仅“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580页），而且会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为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近200年的时间（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澳大利亚虽然独立较晚（1931年），但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独立后的英联邦国家，完全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长大！所以，澳大利亚继承的是西方城乡关系的“衣钵”，是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德国以外）的复制。

   探讨中国农民致富和共同富裕，不仅要从职业、身份角度看问题，还要从文化角度考察。在中国当下，说“你真是一个农民”，肯定不是褒奖，通常具有贬义。而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则被认为是自谦！这里的“农民”是一种文化标识的农民，而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农民都带有“落后”甚至“愚昧”的含义。对此，我们不能仅停留在道义上的批判，而要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及其改变之道！

   众所周知，一切文明的底色是农业文明。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起步比西方晚了将近200年（从英国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算起）。尽管工业文明发展较快，但毕竟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引导的是城市文明。在农村，传统的农业文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农业文明的核心元素细胞和文化标识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说，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是在对土地（自然）的依赖甚至崇拜、对劳动的崇尚基础上逐步衍生并拓展的！这种传统农业文明孕育出了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优秀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得以永续的精神支撑。但是，从现代社会视角，传统农业文明是有缺陷的，从农民致富角度包括但不局限于：土地的无限可分性、土地依赖、崇拜带来了农民习惯于“自己动手”、分散生产和自我封闭（分田到户契合了这一文化？），劳动投入与产出的直观性、自给自足引致对劳动要素的掠夺式经营而对产出不确定性的先进要素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对自我指挥劳动的推崇带来的对合作和分工的排斥性，等等。这种文化缺陷在自然经济下不是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其追求财富使用价值产出最大化而非商品交换中价值最大（导致使用价值与价值最的矛盾，如丰产不增收）、自给自足而非市场需求（如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缺陷，就成为其致富的主要障碍！这实质上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

    传统农业文明的缺陷不是中国特有的，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前也是如此。不过，经过200年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资本剥夺农民，目前这些国家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业工人，是具有工业文明基因但目前选择在农业领域就业的人而已！中国则不同，基本上是以传统农民为主。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工业化推进和四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性变化，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他们继承了传统农业文明中最优秀的品质——勤劳，部分农民也接受了工业文明中最重要的特质——开放精神的熏陶（这一部分人大多已经转移到城市，即所谓的“农民工”），但是，随着农民的分化，“存量”或留守在农村的农民，还遭受着传统农业文明的缺陷——自我封闭与工业文明的缺陷——利已主义的双重冲击。因此，率先在县域内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等集体行动中的矛盾不少（这是公有制条件下的特有矛盾）。这一点，既往的经济学分析都是作为外生变量来考虑的。现在看来，必须将其纳入分析框架！

    西方是用工业文明改造传统农业文明的，其手段或途径是“粗暴”的：用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农民小土地私有制，用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显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承包经营体制长期保持不变，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化不能也不会走西方的“摧毁”路子。但是，我们能否从“用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中得到一些有用的启示：国有资本、耐心资本赋能传统农业的改造？鼓励和支持“适宜”城市人力资源或特定群体的“下乡”以带动现代文明“下乡”？尽管速度可能慢些，但值得尝试！

    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农民共同富裕需要城市的支持，既包括“进城”方向为农村转移人口、农产品市场和服务供给等提供便利，也包括耐心资本、人才、适用技术、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下乡”。但是，值得关注并研究的一个现象是：不仅是相当一部分地道的“城里人”（事实上多数三代以上皆农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跨越体制藩篱“跳农门”的“新城里人”，既不愿意主动“下乡”去，也不待见农村人口、产品和服务“进城”来！这里有可能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是否也有文明（化）的碰撞或冲突——既没有摆脱传统农业文明的缺陷又没有真正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我们是否都还只是处于新旧文明的交汇处？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形态并创新具体的新样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是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发展理念、一种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要有文化、文明的支撑。如何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碰撞中，在继承优秀传统文明和借鉴现代（工业）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生产资料公有、生产交易公平、权利实现公正、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文明新样式，也许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0004.20241005 身份标识的中国农民共富：共富不共富，关键看纯收入，还是生活成本？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4：从这次考察澳大利亚Rutherglen农场兼酒坊，同时结合2008年在美国农场、2018年分别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农村或农户，以及2019年在加拿大乡村和古巴农村的考察或学术交流，我深切体会到：无论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德、西、葡、澳、加相比较，还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论长短，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身份标识!

    自从1958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来，对于我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社会有序运行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依托这一条例的诸多政策的综合作用，客观上产生了以下结果：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不仅在政治权利履行上有差异（主要是选举权，通过改革目前基本实现了城乡均等化），而且在经济社会权益实现上存在巨大差异。城市居民（“城里人”）还是农村居民（“乡下人”），成为享受不同权利的标识！与共同富裕直接相关的是，城乡居民享受不同的社会公共服务：“城里人”享受着以政府财政保障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政策强制由社会相关主体提供保障），而“乡下人”则主要依靠土地来保障。城乡居民不仅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占用上差距很大，而且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差距更大。也正因为这种身份标识，所以，市场化改革中那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仍然不能享受城市户口工人的社会待遇，而只能以“农民工”身份（一种享受农村人口社会待遇但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出现！

    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高水平或较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而在古巴则实施较低水平的城乡均等化。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目前在现代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主要不是在城市（我国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的现代化甚至超过了西方，差距主要在“软件”）而是在农村、农民，即还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现代化水平较高而农村则相对较低。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上的差距！

    事实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已经意识到了城乡公共服务这块短板，而且在“财政惠农”方面确实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要求相比较，我们做的还很不够。特别是，理论研究还严重滞后于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讨论农民共同富裕问题，关注的焦点仍然在农民收入，而没有将农民的生活成本纳入分析框架并作为核心问题加以重视。在我看来，富不富不只是看收入水平（I），还要看生活成本（C），即要看收入剩余水平（M=I-C）！对于农民来说，I主要取得于产量和价格共同决定的收益与生产成本的比较，但I并不是决定农民富裕水平的唯一因素，还要看生活成本C。从我先前的研究看（博文0019），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剩余不足的主要因素，不只是I低，影响更大的是生活成本C高。由此推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影响中国农民致富和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是生活成本C太高！

   农民致富、共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评点了资本剥夺农民、城市掠夺农村、工业化改造农业所产生的宏观效应（之一）：为城市工业扩张随时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新需求、新市场。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也不会走西方的老路，但在世界大变局下，关键是要创造出一条稳住外需、扩大内需的新路子，其中包括拓展农村市场。在农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刺激农民需求是困难的（有可能比城市居民更难，更加陷入自给自足的陷阱）。因此，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不仅是农民致富、共富的关键，而且是有效刺激农村有效需求的重大举措。

0003.20241004 职业角色的中国农民共富：“增收”与“减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3[9月24日考察Rutherglen农场兼酒坊]：Rutherglen（鲁瑟格伦）农场兼酒坊由坎贝尔家族于1870年创立，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由第四代传人科林和马尔科姆兄弟负责生产经营。农场不仅生产葡萄，而且致力于酿造出拉瑟格伦最好的葡萄酒，创建了“CAMPBELLS OF RUTHERGLEN”（鲁瑟格伦哨子）品牌（见“我的相册”）。尽管年产量不大，但产品很有特质，其产品不仅在奥尔伯里市乃至新南威尔士州很有影响力，而且是外国游客喜爱的品牌。农场占地3000余亩，从事葡萄生产、酿酒和营销业务，正式用工在30人左右。

如果纯粹从职业角度论农民，即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看作是农民，那么Rutherglen农场的30余人都是农民，包括农场主（地主，本地有些农场则是租地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将地主、农业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来看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无论是农场主还是农业工人，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市场选择（学理上，农业资本家受平均利润规律支配，农业工人在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下受劳动市场供求规律支配）。

然而，在我国，为什么农民共同富裕会成为一个老大难题呢，如何有效解决？在我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人口规模大、人均土地面积少所形成的“大国小农”格局很难有根本性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将长期保持不变。在此情景下，思考和解决中国农民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增收”（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与“减负”（提高公共服务保障水平，降低生活负担，相关数据参考博文0019）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可以发现一些进一步思考、研究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农业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工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在中国两大约束条件下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适用性？中国的小农户面临的到底是规模不经济，还是如何有效组织起来，参与和分享农业生产深度加工、经营的成果（协作和分工的“结合生产力”是理论基础，组织农民和生产方式创新是关键举措）？中国不同类型租地农场的合理规模（分区域、分业态）？如何提升“存量农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范围水平）和自由选择职业的能力？农民职业能否、何时及如何成为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职业选择？

要解释清楚并解决上述问题，单纯从职业角度考察农民也许无解，还要考察身份、文化意义上的农民，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0002.20241003 关注谁来种地，还是农民往哪里去？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2[9月25日奥尔伯里市（Albury）]：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东南部的奥尔伯里市（Albury），面积340平方公里，人口约 5万人，相当于我国一个小县城。但是，它却是当今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不仅畜牧业十分发达，有澳大利亚最先进的牛、羊胚胎转移植技术和最优良的奶牛品种，而且制造业、零售业、旅游业、教育、卫生和职业服务业也很发达，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也非常现代化，建有小型飞机场，有Latrobe和Charles Sturt两所大学和两所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院校、9所公立小学3所公立高中和多所私立高中、5所一级医院（包括州立肿瘤医院）。

这次考察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一是这座城市的形态或空间聚落的变迁：由周边村镇逐步兴起，在交通先行、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跟进的催化下，由“口”、“吕”、“品”再到“器”的建城史，值得我们思考中国县城、中心镇、村镇到底如何建，如何在县域城镇也能享受中心城市的现代化生活（现代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关键），避免有“城”无“市”？二是这座城市的人口构成。这里不仅是周边地区农民（农业工人）的聚集地，而且是传统意义上的白领阶层的向往之地，常住人口中的多数是中高收入阶层。尽管没有高楼大厦，但不仅常住人口每年都在增长，而且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都超过150万。

在我国，面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自然科学家们经常担心的是今后谁来种地？在我看来，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上不成问题，关键是社会问题，即在中国2020年—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我们的土地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种，以及传统农民往哪里去（中心城市、县城，还是村镇），让他们真正享受现代生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们讨论城乡融合主要关注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在我看来，以人为中心，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关键是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不能只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转移，中心城市人口向城镇、村镇有序流动是关键（带来先进理念、文化、技术、生活方式并带动相关产业，但目前存在政策“禁区”），需要基于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

0001.20241002 中国农民的特点——不只是职业而且是身份、文化等标识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1[9月24日考察农场，同时结合2008和2018年分别在美国农场和德国农户的考察]：目前学术界基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考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而众多对农民就事论事式的研究也根本解决不了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农民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是一种特殊身份标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西方农民要么纯粹是一种职业(农业工人)，要么是土地私有者（德与美澳差异），而中国农民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具有与城市居民享受不同权利的身份（医疗、养老、教育…），以及与土地“绑定”、身份“绑定”所产生的以“路径依赖”为典型特征的文化符号（“恋土情结”等）。这些身份“绑定”和“路径依赖”文化符号，既避免了西方国家地主和农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夺，但也存在着排斥现代化进程中先进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渗透和……等现象。因此，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仅仅从职业角度（就业和收入增长）来考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解剖中国农民的元素细胞入手，进行系统性“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