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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一个好的人文社科成果，除了有好的选题和构思缜密的分析框架，关键要有创新性思想或观点，并经得起实践检验。这些创新性思想或观点不是即刻形成的，源于理论学习、实践观察、思想碰撞基础上形成的"火花"积累及其提炼。本条博文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选题的随笔或“思想火花”（书名暂定《中国农民何往》），供青年教师研究参考。由于是随笔，所以，首发的思想或观点有可能是碎片化的，不一定成熟、成文和成体系，会随着思考的深入或材料的补充作经常性修改。

声  明：本条博文具有学术探讨性，提出的观点具有假说性质，可以线下探讨。青年教师对相关假说可作进一步论证，申报科研项目或独自发表成果，不追求或追究知识产权。

 

 《中国农民何往》随笔

20241002起……

0050.20260225 职业角色的小农为何弱势：分工协作视角的一种解释？

在现代社会，单位既是内部分工的机构，又是有效协作的组织。土地承包条件下形成的“小农”，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有组织力的单位，“小农”的劳动缺乏有组织性，特别是缺少协作，不能获得由此而创造的效率。尽管村组织、队组织有一定的组织性，但其组织力不能与现代生产组织、市场组织相比。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具有无限可分性，“小农”充其量只能进行农户内部成员之间的分工，缺少农户之间的分工，更缺乏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无法获得社会分工的红利，或者说难以从社会分工中获益。

   不可忽视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民是在集体组织——生产队统一指挥下劳动的，但为何效率不高、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呢？这里既有队组织的有效性问题（队组织的指挥能力、队员的积极性等），也有体制问题（工业化优先战略下农民生产成果的无偿或低价调拨）等，但不能由此否认农民生产有组织性，特别是分工和协作的重要性。

0049.20260213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

    从2015年12月初考察英国后，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中西方农民生产与消费差异：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食物是比较单一的，制作也是标准化和工业化的，对西方农民生产规模化、工业化、市场化有何联系或影响，或者“小国大农”的形成有何联系或影响？中国则不同，人的食物消费多元化、赋予文化内涵，南北、东西、城乡之间及其内部差异巨大，与“大国小农”的形成（除制度和体制外）是否存在联系？这些差异对农业现代化会产生何种影响？

    二是中西方城乡融合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由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首先由资本推动，其城乡融合的本质是城乡产业融合或农业工业化，即用工业化办法改造传统农业、消灭小农土地私有制，从而弱势农民被迫进城（形成贫民窟）、强势农民和地主留守乡村+资本下乡，通过牺牲几代农民的代价和后面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形成目前的城乡融合态势但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仍然突出。或者说是将城乡矛盾转移为城市内部矛盾。我国在1949-2012年期间，则经过默认、允许和后来的鼓励、支持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经过禁止、限制和后来的允许、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但控制资本进入农业的途径，消除城乡差距；进入新时代以来，强调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点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推进城乡融合的核心是“人的融合”。但我们的难点是：“强势”农民进了城而留守在农村的则是“弱势农民”，农村工业化但农业则仍然是“小农”生产方式！我国城乡融合面临中心城市与县域、县域内部城镇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在地农民现代化等诸多复杂利益关系的弥合。

   三是中国农民“弱”在何处？公共基础设施滞后，增加农民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延缓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滞后，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质量，贫困的代际传递？农民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单位”），缺少话语权和谈判能力？地方政府热衷于大规模推进“城市更新”，为何不能“乡村更新”？乡村文化振兴与农民转移收入的关系？中国农民问题不只是增加收入，还有缺少有效的积累机制？

0048.20251125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新视角？

    研究并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不能就农民谈农民，需要跳出农民论农民，从更高层面、更系统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是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农民之所以成为短腿，一方面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优先发展工业战略，事实上也是优先发展城市引致的“失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市场化改革时期城市对农村的“极化”——年轻力壮的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到城镇而农村生产要素配置则处于低效锁定有关。由此，产生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农民问题不同的路子。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主要是通过资本剥夺弱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而农村则成为地主、大农、农业资本家及由其指挥的农业工人的集中地。也就是说，西方走的是弱势农民进城、强势农民则留在农村，历经二百多年时间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其中，弱势农民问题则交给城市（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来解决的。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格局是：强势农民进城而弱势农民则留守农村，而农村既面临着自我积累不足，又面临着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两块短板！因此，乡村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走“以城带乡”的路子。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带”！

   二是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视角。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不推进农民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现代化，要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是极其困难的。西方国家是依靠资本的力量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化、社会化、工（产）业化、市场化的。而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则必须基于“大国小农”的现实，在保持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探讨农业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在这方面，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答案，也无法从其他国家的实践中寻经验，只能基于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总结、提炼、创新中国式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理论，渐进式破解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低效锁定，阶梯式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及其现代化。

   三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视角。与西方国家经工业化改造后的农村新社会完全不同，中国农村社会仍然还保留着传统社会的特征——熟人社会，而且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基层自治。因此，纯粹从某个单一学科，是无法完全解释农民行为特征的。为此，需要跳出“国家-市场”分析框架，引入“社会网络”，包括社会信任机制、关系网络等（既有可能降低农民转型成本，但“网络过度嵌入”也可能导致的新锁定风险，需要“反网络碎片化”），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模型架，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爱社会协同推进，方能找到破解农民问题的新路子。

   还有一个就是0047所讲的“技术-文化-制度”融合的视角。

0047.20251016 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成果中得到的（对研究农民问题）一些启示？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从三位经济学家获奖成果看，一方面，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深刻把握经济学的传承和创新脉络：在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还只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或“残余项”；内生增长理论的革命性贡献是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论证了创新本身就是经济系统内部投资、激励和政策的直接结果；新获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完全继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内核，而且将创意、文化和知识视为经济系统的核心投入要素和价值源泉。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三位获奖者各有特色，其中，乔尔·莫基尔将经济增长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聚焦于工业革命这一人类经济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从1750年到1914年），深入探究了使技术创新能够持续涌现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性先决条件——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仅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孕育、传播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论证了“有用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文化”的形成，是打破历史停滞循环、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另两位获奖者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成功地将熊彼特关于创新和经济周期的思想，特别是“创造性破坏”这一被视为描述性的、定性的理论，构建了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并清晰地刻画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如何通过研发投入来创造新的、更优的产品或生产工艺，从而取代现有的技术和产品，并在此过程中推动整个经济体的增长的。因此，本年度获奖成果是历史学方法与计量方法的有机结合，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启示：新时代研究大国小农问题，在理论上，单一从制度（土地制度、专利制度、农业专业组织、政策等），或者技术（数智技术、农业科技、农业生产方法等），或者文化（社会氛围，农民素质、知识、能力等）角度研究问题，可能很难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答案，能否构建“技术-文化-制度”融合的分析框架？在方法论上，混合研究方法是必然趋势，必须克服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或缺陷。

0046.20251005 经济史中资本“变”否及其“三农”领域中的资本利用？

    正如第0045篇所说，农民角色与地位的变迁始于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但与资本的真正对立却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小农私有制的剥夺（生产关系的角度地位下降，生产力角度是巨大进步；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生产关系上农民本身不再是商品且部分成为小土地私有者、部分成为租地农民。尽管封建社会也产生了资本，但在社会结构中未占主导地位）。

    以资本主义为研究起点，人们对资本的理解主要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生产力领域的“伟大文明性”，但生产关系领域则具有掠夺性、残酷性，在原始积累阶段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第一卷第873页）”，”“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P870-871）”。所以，我国当下在资本利用问题上，是极其谨慎的，甚至是反复动摇的。

    是否存在固步自封现象？如何在理论上突破？目前学界提出资本具有差异质性，中央提出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这还不够，需要在理论上深耕：关键是要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变成雇佣劳动）上找到突破口！

   事实上，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人才，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在财富创造中贡献的不断加大，资本的本性没有发生改变，但资本产生的条件、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资本发挥作用的规律是否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只有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取得突破，资本利用问题上才有可能科学化、长期化[否则，我们也很解释国有资本，解释诸多“白手起家”现象]。特别是在我国“三农”领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资本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0045.20250919 经济史中的农民及其变迁？

    农民，是有人类后的第一个职业。人类在进化早期，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完全依靠大自然的恩赐维持生存。人之所以和动物区别开来，是因为人类在自然界寻觅生存所需过程中，逐步学会了制作工具并用它去生产自已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随机觅食变成有意识的劳动，自然品也就变成了产品，这是一次伟大飞跃。如果从职业角度论，这一时期的所有人都是农民，以获得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为目的，把自己的劳动与土地结合，也有最原始的分工和合作。无论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常纯粹、本真，没有任何神秘性。所以，纯朴是农民的本性、特质。

   一切的变化源于产品剩余及其交换，并逐步发展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带来了农民产品与商品的分离、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以及全社会的城乡分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由此，农民的命运随之发生第一次巨变：私有制的产生、农民职业分化和小土地私有制（“小农”的产生）

    农民命运的第二次革命性巨变是在资本主义产业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改造农业后产生了，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小农沦为无产阶级，产生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工人。两个问题需要解释清楚：一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要改造传统农业？是平均利润规律作用（资本自由转移），还是为大工业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供给端）和宠大商品堆积的出路（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二是对于改造效果从生产力（农业生产效率的巨大幅度提高）和生产关系（农民沦为无产阶级）双重角度进行科学评价。

    农民命运的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完成的，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中国，农民成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如何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角度进行客观评价？……

   

0044.20250915  为什么农民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还未能与市民平权？

    昨天上午的讲演，由于时间限制，未能展开进行讨论。

    在我看来，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农民之所以未能实现与市民平权，除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因素，理论上

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需要突破的障碍。

    理论上，有关农民与市民的平权问题，政治学等学科讨论较多，但理论经济学科近年来作深入讨论的鲜少。众所周知，经济学上的平权，不只是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关系，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借以实现的利益关系的平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下的城乡对立，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有计划配置资源，就必将实现城乡融合（均等、一体）。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内部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此，现阶段农民与市民的平权涉及到四类利益惠及范围的问题：一是国家作为暴力机器实现的利益（如征税）及其惠及范围（全体公民，应当包括农民），二是全民所有制实现利益（如国有企业经济剩余或利润）惠及范围（生产资料全体所有者，理应包括农民），三是集体所有制实现利益（包括以价值形式或使用价值形式存在的成果）惠及范围（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者，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惠及集体范围内的所有农民），四是非公有制实现利益惠及范围（非公所有者，间接惠及部分农民，如兼业农民在非公有经济单位依靠国家法规等强制性保护手段而获得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在这里，就产生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群体之间，除了劳动所得外的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协调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公平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我的一个假说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之所以成为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两块短板，或者说，农民与市民未能实现平权，产生“市民靠政府（财政）保障、农民靠土地保障”的城乡二元政策，经济学界未能为平权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是重要原因之一。

    实践中，正如我昨天讲演中提及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中央政府扶农、支农、富农、强农的价值取向与地方政府的行动存在不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至2025年，中央先后发布了27个“一号文件”（其中包括1982-1986年期间的5个、2004-2025年期间的22个），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三农”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需求问题。但是，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还存在堵点、卡点，地方政府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服务供给领域上财力、人力、精力投入不到位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里既有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竞争性主体的影响，也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在干部任期内，以领域通常只有投入很难有明显的“政绩产出”）及其与此相挂钩的干部晋升机制相联系，还与地方政府部门及其人员的能力、素质乃至对农民、乡村的情感有关（如同样是民生项目，热衷于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等“城乡更新”，但对乡村建设项目则“雷声大、雨点小”），需要分别作深入研究，以探寻整体性、长远性解决方案。

    均衡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断提高供给水平、供给质量，是全面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由之路。

    *进一步分析：与马克思设计的未来社会有计划配置社会资源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引出另一个需要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三农”领域如何积极、有效利用资本的问题。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在资本利用上，我们都是极其谨慎的，甚至有点固步自封，理论上的解释都是基于资本主义（资本）改造传统农业对农民的剥夺或两极分化效应。我认为，作为一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资本在生产力上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从生产关系角度揭示了资本对无产阶级是贫困（相对过剩人口）累积而对资本家而言则是财富积累的效应。对于资本的作用，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不能以偏概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对资本的认识都是基于资本是同质性的，但事实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已经越来越具有异质性。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资本”范畴相比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有私人资本（在国家政策文件中也称为“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也有公有资本（又分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在国有资本中，根据国务院有关国有企业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既有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也有处于事关国家安全的国有战略资本；既有短期资本，也有耐心资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要求“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等等。这些资本的形成，不一定都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条件（从而不一定都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不同类型资本的目标也不一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中国经济学需要基于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资本范畴、特征和资本运动规律作深入研究，既要“守正”，更要“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范畴、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再进一步分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法学研究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研究用来实现谁的利益。同样，在资本问题上，其具有一般性——增殖性且增殖归资本所有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资本产生途径的多样性，其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即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以雇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生成的资本，适用于多数社会资本或私人资本、外国资本，他们以最大化的价值增殖为目的，大多注重短期（或中短期）利益，部分资本在政策引导下有可能成为耐心资本：以国家暴力为手段征税、罚没收入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形成的财政收入并部分再转化形成的国有资本，服务国家（统治者）利益，在我国，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类企业的资本，具有公共（益）性、整体性、战略性和长期性，是典型的耐心资本，而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商Ⅰ类企业（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资本，也具有目标的长期性、整体性和利益实现的共享性等特征；即使是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资本，如农业专业合作社会通过积累形成的资本，也以服务集体利益为主要目标。在新科技革命下，与前三者科技革命时期相比较，资本的形成过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观察、思考并创新资本生成、利用、规制理论（可作为国社科的选题方向）。

0043.20250914  在纪念“人民教育家”卫兴华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观点摘要（含讨论的观点摘点）

    [讲演观点摘要]今天上午，作了题为“基于问题意识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何往为例”的大会讲演。梳理《资本论》中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从如何“守正”和“创新”角度谈了三个观点：

    1.范畴创新——中国的农民既不同于《资本论》中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小农，也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农业工人，更不是有些学者的农业工人与小农场私有主的混合体，而是职业角色、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相结合的产物。

    2.范式（守正并）与时俱进——需要坚守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变化的规律，但与马克思时代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第二次科技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生产力发展同样出现惊人增长，但供给侧（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需求侧（庞大商品堆积需完成“惊险一跃”一“卖出去”）的动因有所变化，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并改造农业、变革农民的推力也出现了巨大变化，数智技术（平台）嵌入人与人的关系，导致城乡关系及其变化出现新样态。

    3.范围（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有效区间）界定及其理论创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优先、城市优化，决定了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数智技术发展为“政府有为”提供了可能性，但我们又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此，科学界定两者的功能区间并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成为关键，而这需要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讨论摘要1：为什幺“三农”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瓶颈？]经过改革开放47年，当中国步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之所以此问题悬而未决，我提出以下假说：1.破解“三农”问题的“阀门”有可能主要不是技术关系，而是（农民发展、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的）社会关系。2.未来谋划农民问题的重点不只是“增收”，而主，是“降本”（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问题。3.不只是发挥好政府作用，主要是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策取向一致性问题。4.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任务，而要依靠多学科协才有可能拿出有科学理论支撑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讨论摘要2：研究中国农民如何分类更合适]研究中国农民，我认为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农民工，在城镇从事非农职业但公共服务主要与承包地相联系的2.9亿人；二是兼业农民，有土地承包权忙时务农闲时从事非农职业，镇区和乡村各0.7亿共1.4亿人；三是纯农民，有土地承包权且纯粹务农，镇区1亿乡村2.2亿共3.2亿人；四是潜在农民，常住农村、未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但未来有可能务农的群体，主要是乡村的1.9亿人。无论是研究培养高素质农民（若研究职业农民还需拓展到乡村外部），还是研究农民增收、发展、全面发展或现代化，不同群体的研究侧重点是大不一样。笼统地研究中国农民，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可疑的…。

    [讨论摘要3：能否对观点2有关范式既要“守正”也要与时俱进细谈一下，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发展及其对农村（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理论创新问题]我说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井喷”，大工业催生对农村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当时英国城市化率很低），又面临着消灭农村自给自足以扩大市场需求的内在需求（后来发展成为对外殖民，是资本主义开拓殖民地的经济原因），于是资本剥夺农民（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城市掠夺乡村开始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前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需要去总结：例如，使小批量、个性化生产获得新生；替代中等智力者成为趋势；大数据使“有计划”更有可能，等等。再加上我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因此，关于科技革命对乡村发展及其城乡关系、农民发展及其现代化所产生影响的研究，不能套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需要在进一步观察、总结、提炼中创新中国经济学理论。

0042.20250831  2035年、本世纪中叶中国农民全面发展（现代化）目标样式？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我们的难点在农民现代化。为破解难点，不仅要了解中国农民的现实模样，还要从其与农民全面发展（现代化）目标样式之间的差距中寻找突破口和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样式及其实现条件的论述，是绘制目标样式的理论依据。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第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人摆脱了他人的控制，即真正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从而消灭了一个阶级奴役、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571、689;第2卷,47]，才有可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全部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同上第1卷，683)。二是人摆脱了物的控制，主要是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或个人奴隶般地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能够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同上第1卷,581、689；第3卷，435)。三是人摆脱了自然的控制，能够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同上第2卷，691)。第二，创造三个实现条件。主要包括：一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能够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同上第1卷，689)。二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即社会将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同上第1卷，689)，集体的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出来(同上第3卷,435-436)，从而，生产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同上第3卷,435)，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同上第9卷,311)。三是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同上第1卷,689)，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才能使农业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同上第3卷,326)，也只有通过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消灭城乡对立才有可能，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才能排除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有效治理“城市病”(同上第9卷,313)，随着城乡对立的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失(同上第3卷,435)。第三，创造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主要包括提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他就不如一头役畜”(同上第3卷,70)；创造劳动者自己丰富的关系，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同上第一卷,541;第8卷,56)。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创新新时代中国农民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路径的基本遵循。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相比较，在中国当下的农村：从前提条件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已经摆脱了他人的控制，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物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还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的控制，来没有完全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从实现条件看，还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完全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物质财富不够丰富，农民的劳动主要还是谋生手段而尚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劳动尚未变成一种快乐；还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配置）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看，真正可以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还不够，现实关系还不具有丰富性（基本上属于熟人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农民全面发展（现代化）样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习近平在2013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谈到关于“谁来种地”问题时指出：“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5(01)]。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三个全面”，即“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新华社，2017-12-29]。2022年党的二十大描绘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下我国人民美好生活的样式：“到二〇三五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描绘了2027年和2025年我国农民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稳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乡村产业更加兴旺，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乡村更加生态宜居，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乡风文明持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传承发展，农民综合素质全面提高；乡村治理更加有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民生活更加美好、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基本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具备条件的大中城市郊区乡村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我党有关2035年农民全面发展（现代化）的目标样式：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等途径，让农民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稳固，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农业经营有效益，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全民全面发展的空间更加美丽，乡村更加生态宜居，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更加有效，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协调，农民生活更加美好、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基本建立，乡风文明持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全面提高，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西方发达国家农民现代化样式，是研究中国农民全面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参考。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农村小土地私有制，资本剥夺农民，城市剥夺乡村的进程。在小农转变为农业工人或雇佣工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矛盾、冲突，目前基本完成了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现代化水平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的差异较小。总结西方国家农民现代化实践，考虑到可借鉴性，促进农民“增加生产经营收入”和“降低生活成本”方面的政策支持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通过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其中，美国是西方国家中采取政策支持农业最早、体系最完善的国家。1933年，罗斯福政府出台了以农产品价格支持为核心的应对农业经济危机的《农业调整法》，开启了对农业进行补贴的先河[谭砚文，马国群，岳瑞雪.国外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政策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9(7)；陈雪梅.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改革[J].经济学动态,2002(3)]。由此，美国不断完善立法对农业实施保护和支持，政府补贴占比不断提高。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美国平均每百美元农业产值中，政府补贴在20～30美元之间。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装置补贴农业资金达1900亿美元，拨款增加近80%[农业农村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民收入与权益保护[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37]。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小规模农业为主体的国家，但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也较为完善。特别是，21 世纪以来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已由单一价格补贴转为综合收入补贴，包括对农业经营者的直接补贴、收入补贴、农用设施投入与改造及农业生产资料购置等补贴[王新志，张清津.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农业政策分析及启示［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1)]，配套补贴额一般占到农业投入全部费用的50%[刘乃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农业保护与收入支持政策及其国内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94]。相比较而言，我国农业补贴制度起步较晚，从 2006年才开始逐步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由此，转移性收入成为保障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据统计，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为 3937.2元，占当年总收入的20.80%(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8497.3元，占可支配收入的 17.92%)。然而，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数据，我国农业支持总量(TSE)占农业总产值仅为17%，与韩国(59%)、日本(56%)、美国(26%)及欧盟(26%)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郭琰，肖琴,周振亚.农业支持水平及政策结构变动的国际比较分析——基于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巴西、中国的考察［J］. 世界农业,2023(1)]。另一方面，构建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生活成本。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了相对完善、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例如，美国和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人均教育消费支出最高和最低的国家，分别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41%和0.63%[尹清非.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探析[J].消费经济.2025（04）,91]，而我国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却偏高，根据2019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4.5元，占消费支出的7.72%[中国住户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再以人均医疗保险支出为例，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人均医疗保险支出较高，占消费支出的17.56%，其他多数国家都在5%以下，英国仅为1.48%，而我国近年来人均医疗保险支出却都在8.1%以上。教育、医疗、养老[补充相关资料]，构成我国居民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与城镇居民相比较，由于公共服务不均等，我国农民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否真正惠及农民（小农户或农业工人），还是惠及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由于各国农业的发展模式不同，情况也不一样。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学界有人将农业发展划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温涛，王汉杰，王小华.发达国家农民增收经济政策的经验比较及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6)]：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大陆型农业，其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但人口资源相对稀缺，主要走大型农业机械技术带动的规模化农业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海岛型农业，其陆地面积有限、可利用耕地资源不足但劳动力资源富裕，农业发展广泛采用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率；三是以法国等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农业，介于以上两种农业类型之间，农业发展上既重视机械技术应用，也加强生物与化学技术的投入。相比较而言，在第一类农业发展模式下，农业补贴主要惠及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而在第二类农业发展模式下，农业补贴主要惠及的是经营小规模土地的农民或农户，第三类农业发展模式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无论在何种模式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人都不是或者很少是政策的直接受惠者。

综上所述，可以用下表描绘2035年、本世纪中叶中国农民全面发展（现代化）的目标样式，并作为分析现实画像与其矛盾或冲突的依据。

0041.20250827  农民内涵的变化和当下中国农民的群体画像？

农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传统农业社会是对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劳动者的简称。随着社会变革、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农民的内涵会发生变化。在马克思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原始社会时期的农民，是氏族、部落内部拥有公有生产资料并在统一指挥下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奴隶社会时期的农民，则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农民不仅个人劳动力，而且其身躯都是商品，是作为奴隶主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并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实质上是农奴。在封建社会，农民的主体则变成以小土地所有者（通常称为“小农”）、租地者身份出现的自给自足的租地农民（通常称为“佃农”，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下承租份地的农民也称佃农）。其中，“小农”既有可能是“独立农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52页），也有可能既是雇工又独立耕作的“雇农”（同上），更多的是既独立耕作小块自有地又租用地主土地的佃农，他们是封建地租剥削的主要承担者，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剥夺了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同上，第857页），成为与城市工人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无产阶级）只有职业差异（合约期内从事农业生产，期满则有可能从事其他职业）的农业工人。

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与西方国家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农民的主体是“小农”和“佃农”（中国古时又称之为田客、佃客、地客、庄户、佃户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育、发展的阶段，所以，也没有经历农业工人成为农民主体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小农”和“佃农”直接转变为农村土地为社员集体所有并作为生活基本保障、劳动由生产队组织并统一指挥的“社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产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1958年1月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城乡居民的流动几乎停滞。所以，在这一时期，农民的概念既是“社员”，与以居住地为划分标志的、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农村居民，也几乎是同义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正式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经过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确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此，农民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生产）队统一指挥”变成“农民（户）自我指挥”。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化和劳动力流动政策尤其是户口管理制度的松动，又为农业人口的分化和转移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一背景下，农民的内涵和外延再次发生重大调整，不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完全不同，而且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农民，包括与改革开放前的农民都不一样的特征。首先，农民不是农业工人或者雇佣工人。在农业生产领域，尽管在家庭农场有一定数量的农业雇佣工人，但占主体地位的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确实有部分为私营企业所雇用，但主要分布在非农领域，不能代表农民中的大多数。其次，农村居民不再是农民的代称或同义语。因为，并不是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都是农民，农村常住居民中有一部分是城市退休的支农专家和志愿者，有一部分是常居农村从事农产品经营或者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开发的城市居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这些城市居民作为“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期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工作，对集体做出贡献的”，经一定程序可以享有本法规定的部分权利。同理，在城镇尤其是镇区的居民并不一定不是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很多撤县变区的人口在统计口径上已经计算在城镇人口范围内，但其职业上主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其生活保障还与农村土地相联系，是典型的农民。到2022年，镇区的农民数量在1亿人左右。第三，农业转移人口已与“农业户口”已经脱钩，但不能因为持有城镇“居住证”或“常住人口证”而把他们当作完全意义上的市民。自从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来，国家加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目前已经完成。代替原来的农业转移人口管理的是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国令第663号]，规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个步骤：一是“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依规申领居住证——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二是持证人“符合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落户条件的”，可自愿将常住户口由原户口所在地迁入居住地。”但是，农业转移人口即使持有城镇“居住证”或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尽管《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国办发〔2016〕72号）提出要求：鼓励地方各级政府依靠自有财力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标准，缩小居住证持有人与当地户籍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尤其鼓励提供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到2022年，我国城镇还有2.9亿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大多持有城镇“居住证”，部分成为“常住人口”，多数从事非农职业，但在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还未能与城镇户籍人口实现均等共享，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主要依靠农村集体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八条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服役、务工、经商、离婚、丧偶、服刑等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以，他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民，而称之为“农民工”。另外，收入占比和劳动时长也不能单独作为界定农民的主要依据。学界有人从务农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甚至依据务农时间的长短作为界定农民的标准，是欠妥的。貌似可量化，具有科学性，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果不完全市场化、价值化，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排除从自然属性角度界定农民，就只能从社会属性角度进行定义。其中，又排除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农民不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业工人或者雇佣工人这一选项，就只有从公有制实现机制上进行解释。总结中国实践中农民的不同类型，从一般性或共性的角度看，集体所有的土地最主要的功能是实现农民的集体利益，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因此，当下的中国农民，是指以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劳动者。目前，在我国法规体系中，2024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为“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是最接近农民定义的一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同义语。

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实践看，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驱动农业人口在区际、城乡、行业之间的流动性不断加大，新科技新经济驱动农业产业内部的业态、形态不断变革，农民就业空间、方式不断拓展。由此，农民群体不断分化，目前占主体地位的主要有三种类型。他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路上面临着不同

第一类，纯农民，又包括两类，一是户籍地和常住地均在乡村、以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和收入主要来源的农业生产经营者。2022年，这一类纯农民数量为2.2亿人（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1.7亿人，属于正常劳动力范围的农民0.5亿人）。二是户籍地和常住地均在镇区、以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为基本生活的主要保障和收入主要来源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与前一类纯农户相比较，其在生活保障不仅依靠土地，而且有更多的集体财产，同时还分享了部分城镇公共服务权益，在人口统计上一般属于城镇常住人口。2022年，这一类纯农民有1亿人（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0.8亿人，正常劳动力范围的农民0.2亿人）。以上两部分合计，我国现有纯农民3.2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2.5亿人，正常劳动力范围的农民0.7亿人。纯农民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基本力量，但是，作为农民队伍中占主体的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已经不是完全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为了降低家庭尤其是自身养老生活的开支；0.7亿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纯农民，留守妇女和缺乏选择性者（缺少非农技能或缺少选择非农职业能力）是主体（补充数据资料）。因此，今后到底谁来种田，或者谁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支撑力量？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从政策引导角度看，国家从提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调整为“培养高素质农民”，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这并不是说不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而是首先要解决好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农民队伍素质总体或普遍较低的现实难题。

第二类，兼业农民，包括乡村兼业农民，即户籍地和常住地均在乡村、以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兼业劳动者，以及镇区兼业农民，即户籍和常住地均在镇区、生活保障以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为主体、部分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的兼业劳动者。两类兼业者大多采取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劳动方式。不同的是，镇区兼业农民在生活保障上支撑性更强，在人口统计上也纳入城镇常住人口范围内。2022年，两类兼业农民总计为1.4亿人，其中，镇区和乡村各0.7亿人。与纯农民相比较，兼业农民尤其是乡村的兼业农民，市场意识较强，文化素质和非农技能较高，职业选择余地大。如果国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或者强农、富农支持政策足够强，他们既有可能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力量，也有可能成为高素质农民甚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主力军之一。

第三类，农民工，即户籍地在乡村、常住城镇、主要以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非农劳动者。这一群体统计在城镇常住人口范围内，但到目前为止，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更不是农业工人，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群体。由于他们仍然是农村集体土地的集体所有者，而且以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2022年，农民工数量总计2.9亿人。其中，市区有2.2亿人，镇区为0.7亿人。这一群体是农民群体中总体素质、市场意识、发展能力最强的群体，其基本方向是市民化。当然，近年来，出现了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苗头，但多大程度能够成为未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生力量，还需要观察。

研究中国农民需要考虑农业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不能忽视目前常隹农村的未成年人群体。2022年，其规模为1.9亿人。未来，这一群体将向何处去？除了其中一部分循着升学、入伍等国家体制认同的路径成为市民，其他人将会如何分化？如何引导其分化？能否及如何引导他们成为未来支撑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高素质农民、新型职业农民？这些都需要深入地研究。

由此可见，当下的中国农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要进行科学的界定，不能单一地用职业、户籍地、居住地、收入来源等指标衡量，要以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的利益实现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其真实画像（见下表），进一步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中农民的目标画像，找到两者之间的差距、矛盾或冲突，为科学解决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0040.20250825  为什么农民问题成为中国学界久而未决的话题？

一个科学问题或真问题，之所以成为学界久而未决的话题，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问题本身很重要或研究难度大，需要持续深入研究。二是范畴、理论或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研究不在同一频道上开展，影响了破解问题的进程。在中国学界，有关农民问题的研究，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里主要从后一个方面探讨问题。

我的基本看法（假说）是：农民范畴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太多关注于农民的自然属性及其对劳动效率、收入水平的影响，而忽视了其社会属性及其对农民转型、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影响。

首先，农民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从农民的一般性，或者从农民劳动成果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层面）来考量，农民作为自人类诞生以来最古老、最基础的职业，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称其“最古老”，是因为自人类出现伊始，农民便是首个出现的职业；谓之“最基本”，是鉴于人类无论发展至何种阶段，都必须以满足吃饭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为根基，而这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作，将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与土地（自然物）结合起来。诚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所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仅从财富创造或者生产力角度论，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也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情况确实如此。在这个层面，农民的性别、年龄、体格、教育文化程度等差异性，使农民在认识、行为等方面产生异质性，影响劳动效率、个人收益和集体行动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农民职业具有社会属性。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形式多样，但其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是区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衡量尺度，而农业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归属以及为谁的利益服务，则决定着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是农民社会属性的主要体现。农民与农业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结合方式所决定的农民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市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或者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背景下，农民社会属性所包含的内容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由此，决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的不同，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农民与传统经济体制下农民的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中国当下，也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农民的社会属性，才能正确理解：为什么有城镇户口的不一定不是农民（“撤县变区”、撤乡并镇下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为什么非农者不一定不是农民（目前在城镇有2.9亿农民工，仍然以农村集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什么农业生产经营者不一定都是农民（城镇居民到农村租地生产经营的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农民的双重属性，其研究结论都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目前学界的研究偏重于农民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研究不够。对有关农民定义和中国农民的类型进行学术史梳理发现，一方面，学界真正深入研究农民内涵的成果并不多，大多默认农民是指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或者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劳动内容和收入来源的群体。有些有一定创新性的概念，例如，韩佳丽等（2020）将农业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10%及以上的农户定义为“真实农民”；李莹等（2021）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是由生产经营者、专业技能手和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农民构成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群体，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等，都只是从农民自然属性角度进行的定义，难以揭示农民自然属性背面的社会关系。当然，有少数学者从社会属性角度对农民进行了定义，例如，赵理平（2007）提及的“课役农”概念，指出农民身份包含了政治经济内涵，如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模式；叶剑平等（2000）认为土地调整政策反映了农民身份在土地使用权上的政治地位；杜玉春等人（2022）采用“结构－过程－属性”框架，对农民概念进行了动态分析，指出农民概念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其核心特征包括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农村以及持有农业户口。这些研究很有价值，但都只是提及了研究的一个维度，未能从双重属性角度定义当下的中国农民。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农民的类型，学界现有的研究也主要是从自然属性角度来研究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的。邱梦华（2008）从农民合作形式角度，即“社会交换式合作”与“集体行动式合作”来区分农民。旷宗仁和左停（2009）从不同类型农民的认知行为角度，研究了农民与外部传播者之间协作、对话及其对农民认知行为能力的不同影响。洪光兵（2010）通过实证研究将农民分为“长期在外型”“本乡创业型”“培养创业型”“留守家属型”和“老弱孤寡病残型”五种类型，以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李永乐等（2014）据此以不同类型农民所拥有的资本类型为切入点，研究了不同群体的城镇化可持续性存在的差异，并将城镇化分为以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群体为主的主动城镇化和以被征地农民群体为主的被动城镇化。于威和王吉恒（2010）从获取财富的机会和实现程度两个视角对农民进行了分类，提出了针对不同财富实现程度的农民实施不同的补助标准的建议。毛毛（2016）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的类型，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传统农民的转型以及农业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等群体可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今后“无人种田”难题的主要群体。高帆（2018）依据要素配置方式将我国农民划分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五种类型，强调农民分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等等。由此可见，有关中国农民类型的研究，关注的重点仍然在农民的自然属性层面，鲜有从农民与土地之间经济关系角度开展的深入研究，其结论的可靠性存疑。

    第三，破解农民现代化难题更需要强化农民社会属性的研究。在推进中国式进程中，瓶颈在农民现代化。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2035年和“第二个百年”（2049年）目标，农民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农民共同富裕和农民全面发展中的难题，而要解决这些难题，仅从农民自然属性角度看问题是不够的，更多需要从社会属性角度构建破解难题的系统框架，包括政策框架及其作为其重要支撑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难题，主要在于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何缩小收入差距？长期以来，学界的重点一直是围绕农民丰产增收展开的，法规上强调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2024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很重要，是基础。但是，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共同富裕问题。从农民面临的外部环境看，既面临着国际大循环中国外农产品的激烈竞争，又在国内大循环中又面临价格“天花板”、成本“地板”挤压、补贴“黄线”和资源环境“红灯”约束等外部背景。从农民自身发展角度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制度虽然阻挡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及其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但土地的有限性、小规模，以及土地流转条件多、社会成本高、收益慢，使得农民依靠集体土地增加农业收入和财产收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当下，更多地需要变革传统的农民概念和思维、政策惯性，从城乡一体化角度，通过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村，以及内部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民空间聚落更新改造等协同方式，大幅度降低农民生产生活成本。这些都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调整，需要从社会属性角度对农民进行新的定义。另一方面，农民全面发展的难题，主要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统筹。我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可谓“跨越式发展”。相比较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有与物质文明不一样的发展规律，更需要历史耐心。虽然精神文明不可能与物质文明同步，但需要尽可能协调。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两者协调的难点主要在农民。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这一文明与现代文明既有相通之处——勤劳、朴实、诚信，但两者矛盾甚多——封闭及其由此决定的土地依赖和熟人社会依赖、自给自足、盲目崇拜。由此，在中国，农民不只是一种职业角色，而且是一种基于土地或自然依赖、由职业角色决定并反作用于职业角色扮演的文化符号。在这个层面，纯粹从自然属性角度研究中国农民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职业角色、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等综合、系统角度剖析中国农民，方有可能找到破解难题之道。

  对于农民，如何在中国经济学话境下给出一个创新性的定义，既符合农民一般性又符合中国农民发展实际？待续。

0039.20250823 中国农民数量的政治经济学算术？

    科学研究中国农民角色转型，需要精准把握目前我国农民的数量、结构和分布。

    

    对于中国农民的认定，可以有三种口径（以上表中整理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为准）：

    第一，广义角度（务农的职业角色+农民的社会身份），中国农民数量为7.5亿人（⑧农民工2.9亿人+⑨兼业农民1.4亿人+⑩在镇、乡村纯粹务农的农民，即“纯农民”3.2亿人，非农民化率为46.8%[（全国总人口14.1-广义的农民数量7.5）/全国总人口14.1]。在城乡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尚未完全统一背景下，这一认定对于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科学决策有重要意义。

    第二，相对狭义角度（务农的职业角色+兼业农民），中国农民数量为4.6亿人（⑨+⑩，非农民化率为67.4%，与当年国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22%[（城市和镇常住人口7.3+2.0）/全国总人口14,1]大致相当。这一认定对于国家从整体、系统角度解决农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各地为扩大城市首位度或推进城镇化进程，撤县变区、撤乡（村）并镇进程大大加快。虽然一些居民变为市民、镇民，但无论是职业还是社会身份，仍然是农民或享受农民待遇，遇到的发展难题，都与乡村的农民类似。

    第三，最狭义角度（在镇、村纯粹务农的农民），中国农民数量为3.2亿人（含1.0亿在镇区和2.2亿在乡村的“纯农民”）。其中，60岁以上农民为2.5亿人，是“纯农民”的主体，另有0.7亿属于正常劳动力范畴的青壮年“纯农民”。这一认定，对于政府科学决策过程中精准把握如何发展我国现代农业，以及巩固脱分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增收、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重点、难点，意义特别重大。

    与西方资本、市场驱动的激进式农民角色转型路径不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转型采取了农民自愿、政策引导和组织或单位招引等渐进式方式，形成了目前由2.9亿农民工、1.4亿兼业农民和3.2亿“纯农民”构成的庞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群体。这些农民的共同点是都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可分割）和承包权（可流转），都享受着农民的医疗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正逐步与城市居民接轨中），不同点是年龄、学历或文化、发展理念和能力，以及“劳动+土地”结合方式和由此决定的收入水平、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距）。因此，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农民角色转型，不能单纯用西方的理论，也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需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分类研究，特别是基于丰富的中国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创新中国式农民现代化理论。

0038.20250822 《中国农民何往》分析框架

    从2024年9月考察澳大利亚回国，经过近一年的思考和随笔，对如何深入研究“中国农民何往”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见下图）。尽管此框架还不很完美，但为进一步补充、完善奠定了基础。做一项有价值、有兴趣的研究，当选题和分析框架基本敲定，相当于成功一半了。

0037.20250821 农民角色转型（及其“乡村更新”），事关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从哪里来”和“产能往哪里去”两大难题的破解？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创造了比在它之前的一切社会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体现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开启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创造这些财富的人从哪里来？尽管机器排挤工人，但机器创造了新的经济形态和业态，具有创造就业效应，而且创造效应远远大于排挤效应，特别是，生产的标准化、流水线和各类服务业的产生，女工、童工被广泛使用。此时，城市工人已经无法满足大工业的需要。另一个问题是，生产出来的庞大的财富（商品）往哪里去？商品卖不出去，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再生产）就无法连续进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等资本主义发育较早的国家城市化率很低，单靠城市居民消费无法“去产能”，而广袤的农村、庞大的农民群体则受自然经济规律为支配，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规律相冲突。为破解上述难题，西方资本主义推进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是（简称“西方路子”）：对内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用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剥夺农村，农民迅速完成了向农业工人的职业角色转变；对外进一步加快殖民地的开发、掠夺，并用宗主国的办法改造“三农”（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中国用四十多年时间初步完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2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目前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我国同样遇到了两个难题，尽管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一是人从哪里来？人的短缺原因与西方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当下既有老龄化程度加深产生的城市人口萎缩，也有劳动力市场分化引致的结构性短缺（如高科技人才和高技能工人短缺、体力劳动者短缺）等。二是庞大的产能往哪里去？特别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的背景下，如何激活国内需求（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进一步，在扩大国内需求中，难点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决定了“西方路子”不适合中国。

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破解之道呢？关于“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基于中国的制度要求，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并加速市民化进程是一条重要途径。能否“加速”，既取决于政策引导（如能否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及其由此决定的农民离开土地的意愿，又取决农民市民化的体制机制改革。关于“庞大的产能往哪里去”，拓展农村需求肯定是一个重要方向，一方面，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但这需要相当长的过程，而且短期内有一定难度。2017-2024年的数据研究表明：我国消费已经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引擎（受疫情影响，2020年、2022年除外），而且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始终高于城市居民（多数年份前者高于后者1-4个百分点）。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额远低于城市居民（前者为后者的55%左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增长空间非常有限（城市居民的消费率在62-67%、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在80-84%范围内波动）。所以，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既面临着增收或消费能力、水平问题，又面临着消费空间如何拓展的难题。另一方面，扩大农村公共投资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重点是：在进一步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延伸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覆盖乡村、乡村内部生产生活设施更新和建设（简称“乡村更新”。假说：高速公路建设、高铁建设分别助我抵御了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乡村更新”能否成为我国应对新一轮全球经济动荡的新举措新手段？），畅通城乡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和人物、物流、信息流，既便于农产品和服务“进城”，又利于城市发展要素和消费者“下乡”，既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又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进而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或积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上述两大问题的破解，都与本课题讨论的农民职业角色的转型相关。与“西方路子”不同，“中国道路”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的，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过去围绕促进农民增收来进行农民角色定位或转型的制度创新的，而在新时代，则要从整体、系统角度考虑农民职业角色转型和“人从哪里来”、“庞大的产能往哪里去”两大难题的破解——统筹人的问题和内需扩大，统筹农民生产消费，统筹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

0036.20250812 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农民转型的影响？

  信息化（数智化）对“中心-外围”、农民“固化”和角色转型会产生何种影响？对不同角色的转型有何具体影响——“加速器”、“分化器”还是“调节器”？生成机理、影响机制和实证研究……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整体上节约人的体力劳动，同时也排斥重体力劳动，引起劳动者群体内部结构的调整：脑力劳动地位提升，流水线、标准化生产，女工、童工可以胜任岗位的工作，男性体力劳动者地位下降……。因此，总体而言，前三次科技（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及其机器协作替代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兴起，机器人正在替代很多中等智力者的岗位——熟悉技工、咨询、会计、审计、普通教师、普通医生……，同时。也出现了诸多新业态新就业岗位。与前三者科技革命不同，这次革命对劳动者群体的影响最大的是不是中等脑力劳动者？某些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高不成、低不就”的岗位，是不是体力劳动者的（结构性、选择性）机遇——对农业转移劳动力构成实质性利好？

在农业领域，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对就业的需求会产生哪些结构性变革？现行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对技术进步有何种影响？

0035.20250812 比较视阈下农民的中国特色？

与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农民相比较，中国农民不同。前者是农业工人，实质是没有生产资料、完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雇用工人，与城市其他工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农民是拥有土地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小规模土地生产经营者。中国农民的土地“绑定”，既是其社会主人地位的体现，又是基本经济利益实现的制度保障（阻挡了市场经济下资本在农业领域的自由转移；但另一方面，土地缺少流动性，客观上降低了农村土地收益，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收入），但小规模土地的现实，也客观上限制了土地规模经济性、分工协作所创造的“结合生产力”，增强了农民自由流动决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机会成本与机会收益的比较）。主要启示：必须走中国式农民现代化之路；农民走上共同富裕，单纯依靠增加劳动收入还不够，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有效提高农村土地收益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公共服务覆盖面、供给水平以降低农民生活成本。

与中国城市工人相比较，中国农民具有显著的特点：城市工人以单位（生产流水线）、市场为主场域发生社会关系，而农民则以家庭（族）、熟人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发生机制；城市居民在利益上更加注重纵向比较，而农民则更加看重横向比较（心理引导在此起着重要作用，是宗教在农村地区渗透、蔓延的重要原因）；城市工人更强调集体行动，而农民则更习惯于个体行动；……主要启示：城乡融合经济是基础，但不只是物质或经济问题，还需要创造并适应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更和谐的社会关系、更现代的生活方式。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较，中国农民发生了哪些嬗变？物质、精神、生态？空间流动性、消费空间位移、职业观念等代际传递？主要启示：农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必须保持历史耐心！

0034.20250810 关于中国传统农民转型路径的探讨？

西方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替代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从而强迫农民转型为农业工人或非农工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这条路不适合中国。作为职业角色的中国农民如何转型？是否可以进一步拓展思路：一是在现有基础上提升素质和能力，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经营农业、具有现代化知识和能力），这是目前的主渠道，但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二是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农民保留自留地、宅基地，将承包土地入股、由种田大户、农场或专业合作社经营（分红+国家给予补贴〉农民生产经营净收益），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或兼业农民？三是以农民自愿为前提，按照“自留地、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保障”的思路，将农民转变为非农劳动者？三条思路有何利弊，适用于哪些地区？需要深入研究。

0033.20250808 农民三重角色的相互关联？

农民的职业角色决定其收入来源和水平，直接影响其文化角色的生成（文化的形成源于生活生产，职业不同，文化也不一样*1；文化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传承、丢失、完善和创新*2；文化会反作用于职业角色的发挥，影响其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3），间接影响其社会身份角色（在中国传统体制下，社会身份尤其是政治权利、公共服务享受权利和水平，是根据职业角色确定的；只有真正实现城乡一体，社会身份的差别才会逐步消除）。

相比较而言，职业角色的转变主要受个人或家庭因素的影响；社会身份角色的转变主要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的影响；文化符号的角色受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双重因素的影响。由此，决定了农民角色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我们既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定力，又要从当下做起，从整体、系统角度探寻农民角色转型、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和现代化的中国样式。

*1:我曾经看到一个材料：美国国上将曾向基辛格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够战胜中国？”基辛格先生答：“在我看来，只有美国国民的意志力和凝聚力超过中国时，美国才有战胜中国的可能，希望你们在座的精英可以好好揣摩。”在面对战争、灾难等重大问题时，中国人天然能够聚集到一起，以强大的意志力和凝聚力共同战胜困难，而美国与中国相比相差甚远。中美在国民国民意志力和凝聚力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文化差异是关键：中国出游崇尚集体主义，美国更加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由此，联想到同样一个问题：我国内部何时能够真正消除城乡差别？我想，消除城乡文化差距是重要条件。为什么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从文化角度分析，城市居民更农民崇尚有组织性，而农民更加崇尚自我指挥！进一步分析，这一差别的形成又是与各自扮演职业角色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有关——城市居民（工人）的劳动及其生产资料都需要分工协作，而农民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具有无限可分性。由此，会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反过来会影响劳动效率。

*2:农民是人类社会产生后的第一个职业，其最原始的职能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由此产生的文化与自然密切相关，与劳动的方式有关。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屈服于自然，生产工具十分简陋且低效，惟有合作才能获得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崇拜上帝、土地和合作，是农民文化符号的原始特质。生产资料的进步，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农民文化基因中合作精神逐步淡化、淡忘，但由于农民从事生产注重的是使用价值，所以，尽管产生了商品经济并发展为市场经济，农民崇拜上帝、土地的情结始终没变。也因为注重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农民文化带有直接性、纯朴性，一直延续至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追求的是价值，以此为底色的一切文化都具有隐蔽性、功利性（极端情况下，农民文化是拜物教，而其他文化则是拜金主义、精致的利已主义等）。人是会流动的，如农村转移到城市，人是否和如何随着职业变化而改变自身的文化符号，特别是传承优秀的初始文化吸收优秀的新文化，还是两种文化缺陷的结合？其最优化结合的条件是什么，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会产生何种不同的后果？这中研究农民角色转型，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深入研究的。

*3:文化的功能之一在于以“文”化“人”，即改变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人的情绪、行为等。对于农民而言，传承优秀的文化（包括家风、民风等），或者能够吸收外部的先进的文化，经大众化——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可以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对个人可以影响劳动（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对社会有稳定、发展或降低社会成本功能。以“文”化“人”的过程，是通过父母身教言教、家庭（族）氛围熏陶、学校教育、社会风化和自已在实践中“干中学”（悟性）等途径获得的，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我提出的假说是：当下中国农民在物质文明层面进步巨大，但精神文明相当滞后，多数农民的精神世界还停留在农业文明的阶段（而人类文明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目前已经进入生态文明的阶段）。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叠加式”发展道路。物质文明上可以“叠加式”发展，但精神文明上能否跟上脚步？如何跟上脚步（尤其是仍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中国农民）？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 

0032.20250724 土地公有制下的农业有组织生产与劳动效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国有农场外，土地集体所有条件下的农业有组织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民的集体劳动，但现在证明是缺乏效率的。为什么？缺乏有效激励，从而存在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倾向？但为什么这种倾向在工业化生产中相对较少？是否与生产资料的可分割性，从而与生产社会化程度、专业化程度相关？二是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下新型农业生产组织（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中农民在合作组织或家庭农场主（或代理人）统一指挥下的劳动，劳动效率比小农户自我指挥的劳动效率高，但不同组织形式的劳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差异（专业合作社形式成功的几率不高？），为什么存在这一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对于农民角色转型的意义重大。

0031.20250723 中国农民角色转型与农业发展模式、科技革命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民向何处去，主要涉及存量农民的角色转型（事实上还有增量问题，包括两类：一类是农村外部嵌入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从动态角度分析，还包括农民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子女向向何处去，是另外需要专门探究的问题），主要是兼业农民和纯农民的转型问题。这种转型的研究还必须与农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现在看来，农业规模化、大农场化不适合中国（目前亚洲国家中除菲律宾外无例证，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澳大利亚等是典型，但农业中以以原居民为主体的国家大多属于比传统小农稍大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工业化（设施化、产业化，或二产化）也不完全适合中国，是否向农业三产化方向发展（绿色农业、观光农业、养生农业，农民文化符号转型的意义越来越重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存量农民能否满足这些条件？如何满足这些条件？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

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对农民的影响主要是工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嵌入农业，以及种业革命、农业生产资料革新对传统农民生产方式构成威胁的话，那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能否为农业个性化、特色化、适度规模经营带来了机遇？能否构成农业三产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依据？“新型小农经济”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0030.20250706 中国农民三重角色的内在逻辑？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谋划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或现代化，不只是收入问题（职业角色），还需要考虑成本问题；不只是生产成本，还有生活成本，既包括短期的生活开支，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中长期支出（身份角色，目前引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发展差距的主要领域之一）；不只是收入-成本问题，还有发展问题（文化符号，教育、文化等水平的提升是阻断城乡居民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0029.20250612 厘清“中国农民何往”需要范畴创新：以人为本为制度环境下，工资既是成本也是收益？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许多范畴都是“借用”的，事实上，无论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来自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都不足以解释清楚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以成本范畴为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资本主义劳资对立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学问。对于工资（资本主义预付但从再生产过程看实质上是工人创造出来的），前者将其纳入生产价格，而后者则将其看作成本的一部分。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利润最大化为价值取向的背景下，都没有问题。但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工资至少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微观主体层面的“成本范畴”；二是社会层面的“收益范畴”，即微观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从劳动力市场购买或其他渠道吸纳劳动力，足额、及时支付工资，不只是“个人所得”，而且也是“社会所得”或为社会作贡献——“社会效益”或“社会收益”。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非国有经济在税收创造上无法与国有经济相比较，但国家仍然长期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假设以“人”而不纯粹只是以“利润”为中心，需要我们更深层地思考中国特色的经济范畴，以及实践中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改革企业或企业家评价、税收征管等问题。

   在农民问题上，我国大国小农和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体制下，多数农民的劳动仍然属于自我雇用、自我指挥的劳动。农民计算成本通常考虑相当于不变资本的部分，而没有“工资”的概念。政府统计部门用的是“纯收入”。农民的劳动成本何以计量（“机会收入”）？其社会贡献如何？这种贡献能否为农民角色转型提供更科学的依据？需要进一步探究。

0028.20250612 中国农民何往的内涵？

至少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其职业角色、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的转型。这个问题前面讲的比较多。二是在空间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存量”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是通过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去，还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就地转型？“增量”意义上的新型农民从哪里来。从后一层面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经过工业化改造农业、资本剥夺小农，多数农民已经转移到城市，留存在农村的农民多数已经转变为农业工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农场主及其雇用工人，20世纪80年代“逆城市化”后还包括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居住的“城里人”（农村独特的自然条件吸引城市富人到农村来）。目前，中国学界讨论最多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即农民到城镇、中心城市去。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目前需要研究的重点是：“存量”意义上的农民能否在农村就地转型？在何中条件下能够促成转型？面对人口庞大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村能不能和在何种条件下也成为“城里人”的向往之地？

0027.20250519 有关中国农民角色转型的前沿研究方法

总体而言，本研究重点运用“实践-理论”范式，即基于中国特色农民角色——职业角色、身份标识和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作用特点，归纳上升到新理论。需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辩证分析和抽象法，以及现代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在新科技新经济背景下，有必要引入一些前沿、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字技术、社会科学与生态视角的研究：（1）数字人类学+区块链溯源：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农民职业行为档案，通过NFT技术实现农耕技艺数字化传承，智能合约自动记录现代化技能认证。（2）神经经济学实验：采用fMRI脑成像技术分析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风险决策差异，设计农业经营场景下的行为经济学田野实验。（3）元宇宙农耕模拟：构建数字孪生村庄进行角色转换实验，通过虚拟现实观察代际观念变迁。（4）环境DNA与社会网络交叉分析：采集农田环境DNA关联生产者行为，结合社交大数据绘制生态-社会双重网络，建立农业生产行为的环境印记模型。（5）量子计算辅助的政策仿真：用量子算法模拟政策干预的多维影响，构建农民角色转型的复杂适应系统模型，政策参数的多宇宙推演。（6）暗物质社会学实验：利用卫星遥感夜间灯光数据反推现代化程度，通过"数字阴影"分析未被统计的生产行为，等等。在具体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农民数字鸿沟问题，所有技术方案应包含适老化改造设计。

0026.20250519 中国农民角色转型研究的起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基于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劳动和土地是合适的。其中，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这里的劳动有个人自我指挥的劳动、联合劳动、集体指挥的劳动和资本或者其代理指挥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形式会产生不同的黏合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力，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容；土地要素可以分为私有占有（前资本主义私有制【小农私有单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公有制【及其各种实现形式】，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率。

纯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解决不了中国传统农民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意义上农民现代化或农民全面发展，需要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展开分析。社会身份和文化符号意义上农民，能否从原始要素组合中找到出处？例如，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在历史上是如何与土地“绑定”的？值得深入探究；文化符号上的农民是与劳动的方式、土地利用方式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联系？可从深入剖析。

如果三重角色都能从“劳动+土地”组合中找到出处，则这一组合可以作为所有研究的起点。

0025.20250514 为何中国农民角色转型需要理论创新，难点到底在何处(续)？

我们在解决农民问题上遇到的资本利用悖论，还需要放到更广的视角看问题。一方面，纯粹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我们可能有效控制资本在农民领域自由转移，不是主要依靠新型劳动合作、社会合作和政府支持（含农业补贴、农民共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就业、收入增加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从国际大循环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大国小农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农业竞争的劣势。尽管不会直接产生国际资本剥夺农民离开土地的现象，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促成小农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型，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这里的难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中国当下，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协同解决如下难题：既让部分农业人口自愿离得开土地、进得了城镇并留得住、富起来，又让现代生产要素有序进入农业并带动留守农业人口转型和生产方式升级！

农民能否自愿离开土地不只是纯粹的收入问题，涉及经济、社会、生态多个方面，其自愿离开的一般条件是：非农岗位的适应性及其所获得的收入+在城镇所获得的公共福利+城市精神生活享受+城市生态环境适应性〉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纯收入+自给自足折算收入+在农村所获得的福利+农村精神享受+农村自然环境享受……。

农业技术进步主要是自然科学家的事，而农业技术进步如何产生、能否及如何有效赋能农业发展、农民生产方式升级、收入增长、共同富裕和农民全面发展，则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

0024.20250315 为何中国农民角色转型需要理论创新，难点到底在何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下基于小土地所有制的农民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内在逻辑：从单个资本的角度，平均利润规律驱使产业资本向农业领域转移，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土地规模化、产业化（尤其是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使小农失去了与之抗争的能力，沦为无产者。从资产阶级整体的角度说，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出了比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一切社会形态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社会财富，然而，一方面，创造这些财富需要劳动力——农村是“蓄水池”，另一方面，这些财富归资本家所有，但占有这些财富只是资本家的最终目的——实现最大化剩余价值的介质，必须交换出去，即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而当时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资本用工业化手段改造农业、剥夺农民成为必然，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当这种“改造”完成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就不再是农民的栖息地，而是农场主、农业资本家的乐园！而农民则流向城市，蜗居于贫民窟。

中国农民转型的基础在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但又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资本剥夺农民、城市掠夺乡村的老路子。我们的理论创新，是在如下约束条件展开的：①土地集体所有，但“三权”可以分置，决定了资本不可能在农业领域自由转移。②以人民为中心包括农民全面发展，农民共同富裕是目标，农民的劳动力及其消费力不能只是作为工业化的手段，决定了我们采取改造农业的任何措施都必须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平衡。③资本在生产力领域具有“文明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应该而且必须利用好资本，决定了我们只能从资本的异质性中去寻找有效作用的资本类型和区间。

0023.20250221 促成农民角色的转型保持耐心的另一面：200年的差距如何缩小？

从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占有方式看，中国农民是土地的集体所有者，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但是，纯粹从生产的具体方式来说，还是一种小农生产和经营方式。与英国18世纪中后期，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状况相类似：自耕农。但是，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自耕农逐步消失了，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代替他们的是资本租地农场主或商人租地农场主，“农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到19世纪，人们已经忘记了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自耕农最大的优势是将个体积极性发挥到极致，最大的弱势是不能获得分工和协作所创造的结合生产力！ 与英国相比较，我国农民的在生产力意义上的角色转型晚了至少200年时间。如何转型，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难题：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我们不能用资本的力量、用工业化手段改造农业、农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市场经济又要求改变这种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就是矛盾，关键是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0022.20250121 何以促成农民角色的转型：历史耐心？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习近平同志<论“三农”工作>主要篇目介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首次提及“历史耐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不断提高素质，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求是》杂志2022年第7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又一次强调：“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

    在“三农”问题上保持“历史耐心”是一种工作方法：需要保持投入和扶农支农富农业政策的连续性、长期性，需要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而不能是“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

0021.20250107 2035年和2050年中国农民的模样，如何实现？

    按照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节点，我国的城镇化分别进入“成熟期”和“尾声期”，城镇化率分别为70%-75%、75-80%。以此推算，到2035年和2050年，我国至少分别还有3.5亿、3亿农民。这不是一个数量问题，关键是，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农民将会是何模样：农民三重角色的转型有何根本性的突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改革？特别是，历史上西方走的是“小国大农”之路，而中国却要在“大国小农”体制下完成转型，又如何突破“卡点”、“痛点”？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以上只是对存量农民（包括现有农民繁衍）的考证，在两个时间节点，中国将会有多少新型职业农民产生？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有多少源自农村，特别是传统农民的转型？有无源自城市、又如何吸引其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0020.20241223 中国农民角色转型的难题？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多数文化程度程度较高、适应非农民岗位的能力较强。因此，职业角色的转型相当比较容易，文化意义上农民角色转型也不是主要问题，难点主要在身份角色的转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政治、基本公共服务权利，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可支配财力。

    最大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兼业农民和纯农民。由于他们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市场适应性差、职业选择余地小，在缺乏足够外力支持的前提下，文化意义的角色转换和职业意义上的角色转型都较为困难（而且很有可能出现代际传递），是我们讨论农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相对而言，这些农民身份角色的转换，主要取决于国空政策。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平等、共享政策支持下，城乡居民正在逐步实现政治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

   无论是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角色转换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耐心，相关领域的改革只能而且必然是渐进式的。

0019.20241201 乡村（亲）现代化的中国样式：与西方样式的异同？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城乡对立的尖锐期，所以，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资本主义下城乡能否和如何实现融合，而是将其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然而，在现实中，以马克思逝世以后的140年多年时间里，经过冲突、重组和磨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实现了城乡融合！

    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样式及其实现过程是：起初，即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剥夺农民自我雇用为基础的小土地私有制阶段，在资本的黏合力，一批职业农民、农业技术人才、农业经营者来到农村；20世纪70-80年代逆城市化时期，一些企业将生产车间、甚至企业研发总部迁往郊区甚至环境适宜的农村，一批城市富人来到农村。由此，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居民不再只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乡村不再是农民的聚集地，而是农场主、农业工人和部分城市富人、精英的家园;农村居民在生产上高度分工，用工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在农村也能享受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一样式是资本这一外部的强制性力量推动的，既在生产力领域显示出高效率，但在生产关系领域是以牺牲传统农民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中国2035年和到本世纪中叶，城乡基本融合的样式尤其是农民现代化（全面发展）将会如何？如果在现行基本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讨论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农村居民的基本构成：一方面，农村“原居民”中，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留下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和完全以土地为生的“纯农民”。另一方面，作为“增量”，新型职业农民是主体部分。农民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关键在前一个方面。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也即30多年后，一方面，按照自然规律，目前的“兼业”农民和“纯农民”都将“退休”，如果他们仍然留在农村，则农民现代化、城乡融合，则意味着他们至少在农村也能达到现代化所要求的最低生活水平，享受现代城市的基本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的新生代农民，要么转变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要么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影响下，用现代生产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决不是沿袭其祖辈的传统生产方式）；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接轨。农民职业成为就业自由选择的重要领域，农民也具有自由选择其它职业的能力。如果现行基本政策可以作进一步调整或创新（分地区），又会是如何？例如，不仅农民自愿到城市去，而且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允许城市居民下乡，从而乡村不仅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目的地，能否也成为某些城市居民居住的选择地？……

    中国城乡融合样式（农民现代化或全面发展））如何实现？与西方样式有何不同？能否吸收西方样式中生产力层面的“经验”而避免生产关系领域的“后果”？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用资本强制开道之路，但如何让农村、农民从封闭中走出来，转向社会化、市场化生产，分享分工协作红利和市场化收益，是值得借鉴的！在这里，面对农村、农民的弱势，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有为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如何借鉴市场化黏性最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力量（主要是惠农耐心资本）和被黏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数据的力量（公益性数据要素）的作用，是值得探究的重大课题。

0018.20241130 乡村（亲）现代化中如何走出资本利用的困境：发展惠农耐心资本？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城乡融合的难点和重点是乡村尤其是农民的现代化，而乡村（亲）现代化的障碍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须利用资本但又不能依靠资本——理论上，资本在生产力领域具有“伟大的文明的作用……。（困为，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文集第8卷，90-91），但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规律具有极化效应,会导致无产阶级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马克思，1867）；在实践中，目前我国在“三农”领域对资本利用的政策极其“谨慎”——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实施正面清单、资本（甚至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购房建屋等。

    城乡融合尤其是其中的“短腿”——乡村的振兴及其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恒心。《决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不仅肯定了理论界有关“资本具有异质性”的观点，而且可能为乡村（亲）现代化实践中如何有效利用资本提供新思路——发展惠农耐心资本！这类资本包括但不限于四个层面：政府投资基金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资本，统称“国有公益类耐心资本”（A）；竞争性国有资本和国有控投的耐心资本，统称“国有商业类耐心资本”（B）；市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非国有商业类耐心资本”（C）；有奉献精神和爱乡情结（乡贤、企业家等）的“有爱”社会资本（D）。

    政治经济学解释：资本的一般特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可否在此基础上拓展到等量资本获得收益？资本的特殊性（“异质性”）——对“收益”获得的内含、形式存在差异：A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长期的社会整体利益；B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中长期社会整体经济收益；C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中长期利润；D追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的综合收益（含社会认同）？

   能否由此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设计？欢迎讨论并合作研究！

0017.20241124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差别何在？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到底有何差别？

    从目前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看，在职业本身上做文章，可能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在我看来，新型职业农民不是职业上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他们与传统的农民不同，其“新型”主要体现在：其身份标识上不再与土地挂钩，其文化符号上与现代文明相接轨。由此，其职业上具有更多的选择性，不过市场驱使其从事农民职业，具有接受新技术的意识、善于利用资本和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并有较强的对接市场的能力？

0016.20241114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古老且持久、技术性和社会性？

   从职业角度论，由古及今，农民职业既保持着不变性，又具有可变性。

   农民职业的不变性是就职业的存在形式而言的。从人类社会产生，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就已经产生，是人类的第一个职业，体现其古老性。而且，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只要有人，农民职业就会始终存在，而不会像其他职业那样被轻易替代，体现着农民职业的持久性。

   从职业的内容而言，农民职业又是可变的，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和生产形式会随着人类社会变迁特别是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一方面，在生产条件层面，包括生产技术条件及其由此决定的生产社会条件两个方面。其中，生产的技术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包括一定时期内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发展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生产工艺水平和生产方法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素质提升状况和生产资料质量升级状况，“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资本论》第一卷第210页）；生产的社会条件，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物质关系，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与分工的发展程度、生产组织的类型与结构、生产过程的管理方式等。另一方面在生产形式层面，包括劳动技术组合方式及其由此决定的劳动社会组合方式两个方面。其中，劳动技术组合方式既包括生产中劳动力数量与生产资料数量配置关系或技术构成，在劳动手段上有手工的、机器的等生产方式，在劳动对象上有农业内部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劳动主体上有个体的、简单协作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复杂协作的生产方式；劳动社会组合方式，在劳动的普遍形态上可分为自给式生产方式、商品生产方式和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在劳动的特殊形态上可分为原始公社型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未来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

   从职业角度分析中国农民，纯粹从生产条件中的技术条件层面和生产形式中的劳动技术组合方式层面分析是很不够的，必须进行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劳动社会组合方式的研究。目前，职业意义的中国农民富裕、共富和发展问题，主要源于后者（分论…），而且困难主要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社会条件和劳动社会组合方式的变革！

   

0015.20241108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自由”的演进？

   在奴隶社会，有农民但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农民是奴隶，像其它生产工具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封建社会的进步在于，农民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人身独立，但劳动力还不能自由买卖，与封建主或地主存在千丝万缕的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不仅人身，而且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民真正成为自由职业。但是，由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劳动还只是农民谋生的手段，特别是资本为追逐利润，农民在职业岗位上并不是自由的，受资本的管控。

   在社会主义社会，农民实现了人身自由、劳动力支配自由，从而理论上职业选择是自由的。但一方面，由于仍然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下部分农民的“土地依赖”和劳动能力的"低水平锁定"，使得相当一部分职业选择上是不自由的，在职业岗位上并不是“自由”的，而是无奈的选择。

   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农民自由、全面发展角度而论，何为“自由”？如何实现真正、全面的“自由”？需要联系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农民发展实际，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界定农民的“职业自由”、测定（评价）及其实现机制。

0014.20241031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职业选择自由&岗位劳动自由？

   资本主义改造传统农业，是用资本主义雇用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替代农民自我雇用小土地私有制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人）职业选择自由或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劳动受制于资本）替代职业锁定（但劳动自由）的过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用大工业改造传统农业，“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于雇佣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78页），一方面，在生产力角度，“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同上）。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角度，“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资本论》第一卷第579页）“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论》第一卷第579-580页）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这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80页）。机器大生产或大工业，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农业领域通过自身引起的灾难，马克思在评价工厂法中的“教育条款”时，证明了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是“承认劳动的变化，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二是“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用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工人” （《资本论》第一卷第561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未来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资本主义下实现了农民（工人）职业选择的自由但在职业岗位上是不自由的（受制于资本），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但牺牲了农民（工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劳资双方都围绕自身的权益展开斗争。“两律背反”，力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我国，承包经营下农民在岗位上的劳动是自由的，但农民与土地的捆绑或“锁定”，使其劳动技能单一化，选择职业的空间或余地越来越缩小，存在低水平“职业锁定”现象……。

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自由”、“自由劳动”的科学内涵、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和实现途径？

农民如何全面发展？

0013.20241029 作为职业意义的农民：提高“存量农民”的职业选择性？

   经过四十多年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农民分化大大加快。在职业意义上，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由“农”转为“非农”，但与“自身标识”的农民相联系，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通过体制内正规渠道变成城市居民，如通过高考“跳农门”，其待遇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二是通过政策变成城市居民，如城市化扩张中的征地拆迁，其待遇与城市居民逐步并轨或大致趋同（主要是医疗、养老保障上有区别）；三是市场化下的农业转移人口，职业为非农，但待遇与城市居民大不相同，被称为“农民工”。所以，现在我们讨论的农民，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经过分化后仍然留守在农村、以农业生产经营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者，包括“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农民”和“不离土”的“纯农民”，也即我所称的“存量农民”。

    “存量农民”其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方式决定了其职业选择方式。理论分析。

    “存量农民”职业选择既上主动的又是被动的。中国的现实考察。

    “存量农民”职业选择实现由被动到主动需要具备的条件。农民自身积极“转向”余地的有限性。

     改造“存量农民”：政府、农村集体、农民（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个体？

0012.20241019 推动文化符号上农民发展的意义：激励、约束&规范？

   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推动文化符号的中国农民发展、全面发展，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除了前文的学理性分析，在当下中国百姓还经常在使用的日常话语里同样可见一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这里的“农民”是褒义，是“勤劳”、“朴实”的代名词；说“我是一个农民”，是一种自谦的表达方式，这里的“农民”是“土”、“读书不多”的代名词；说“你真是个农民”或“你真是个小农”，则肯定不是褒义，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农民”或“小农”是“保守”、“封闭”的代名词！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文化（明）属于意识形态，既由经济基础决定，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因此，文化（明）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对意识形态大多采取回避态度，文化（明）通常不被纳入经济学分析。但是，也有例外。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不仅证明了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意义，也指出了一个“好”的意识形态对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同样，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证明了“好”的意识形态对于克服集体行动的矛盾——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倾向，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目标的重要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文化（明）的“反作用”和现代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矛盾”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对于推动文化符号的中国农民发展、全面发展有何指导或借鉴意义？

    首先，文化（明）是一种激励机制。市场文明具有激励性，主要是通过利益刺激调节个体经济行为，并在竞争规律作用下发挥示范效应。例如，资本主义下技术进步就是依靠这一机制内成的：为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激励下进行技术研发、技术转化和产业化，从而获得技术优势或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其他企业为生存不得不采用新技术或新工艺，在竞争机制和平均利润机制作用下使原先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逐步平均化，并开始新的技术研发，不断循环往复，推动着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在当下中国，农民致富也许主要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农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则需要集体行动。促进传统农业文明中自强不息、讲信修睦等优秀基因与市场文明中基于分工、协作、等价交换的利益追求取向的结合，通过致富能人、带头人作用的发挥，以及政策激励，解放思想、凝聚力量，组织实施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集体行动。

    其次，文化（明）也是一种约束机制。无论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还是现代市场文明，既有优秀基因，也存在糟粕。特别是防范并扼制传统农业文明中的自我封闭与市场文明中自利等糟粕叠加，对农民共富、发展和全面发展等集体行动产生的阻碍。为此，需要创新文化（明），发挥精神凝聚力主价值感召力功能，推动乡村自治与德治、法治的结合，形成集体行动中的自律和他律相互作用的局面。

    第三，文化（明）更主要的是一种规范性机制。乡村文化中优秀文化基因的时代化？例如，发挥传统农业文明中亲仁善邻的精神，形成一种制度化、常态化和持续化的帮扶机制。例如，“共富工坊”是浙江省创新的助力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创新载体，通过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人，吸纳大量低收入群体就业，以此更好实现“扩中提低”。再例如，发扬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基因，形成保护自然、生态的长效机制。

    文化（明）作为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文化符号意义的农民发展，必须以职业角色和身份标识上的农民发展为前提。基于三重角色的交互作用，在中国农民发展、全面发展的分析中，文化（明）不能作为一种外生性因素或变量。

0011.20241018 中西方农民接受市场文明：“自学生”与“落水者”的差异？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中西方城乡居民在文化（明）接受上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发展水平上，城市对乡村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处于低水平的一元结构状态。然而，随着19世纪40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中西方农民在文化（明）接受上的差异和城乡文化（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科学认识这些“差异”和“差距”，是回答中国农民何往的前提。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是0005和0010已经部分回答了差异何在，二是这些差异是如何生成的，后者对于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西方城乡居民文化（明）从低水平的一元结构（18世纪60年代以前）、城乡二元结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串联式”发展中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末？时间需再考究），到现代一元结构的过程，也即农民接受城市文明（从经济角度来说最主要的是接受市场交换、价值、等价交换等文明），是一种激进式的、强行“灌输”的过程：资本开道、大规模购买或租赁农地进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经营，迫使小土地经营破产并逐步纳入农业工业化轨道，而农民则流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或者作为农业工人接受资本家或者代理人的统一指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进城的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都不得不接受市场、认识市场、适应市场，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市场文明。当然，伴随着穷人向城市的流动，不仅资本家，其他“富人”则向乡村流动（如20世纪70-80年代的逆城市化），客观上也带动了城市文明尤其是市场文明向乡村流动、渗透，经过几代人的“进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民（农业工人）与城市工人在文化（明）层面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实现了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对于西方农民接受市场文明的这条路，尤其是先期的做法，用形象的说法就是：尽管知道他们不会“游泳”，没有“教练”，也没有“救生员”，就直接将其抛进市场“海洋”，任其自然、适者生存。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农民，是一个典型的“落水者”！

    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明）从低水平的一元结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到城乡二元结构（1949-2012年）,再到新时代开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便通过鸦片战争强迫中国进入了近代，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而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的基因里仍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几乎找不到现代文明，谈不上市场文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市场文明被当作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补排斥出体制，农民从小土地所有制自己生产转向土地集体生产农民统一劳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不要说农民个人，甚至农村集体都只有“生产”的概念而无“经营”、“交换”的意识。在农民的意识里，“市场”就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1978年年改革开放以来，源于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短时期内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客观地讲，这一以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前提下“分田到户”、“交足国家的、留下都是自己”的改革，激活的是传统农业文化中农民最直观的、最容易理解的元素——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多劳才能多得！但是，多数农民未必清楚：在市场化条件下，尽管劳动越多、越好，成果产出会越多，但如果没有市场需要，丰产不一定丰收、勤劳未必能够致富！在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承包地的产出大多满足家庭内部，能够用于交换的很少，所以，农民不太关注市场；而在人少地多（如果要对这里的“多”下定义，用土地产出量中用于市场交换的量大于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需要的量，比较合适）的区域，大多又远离市场，虽然农民希望了解、熟悉并赢得市场，但这些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庄稼人，见过集市但不熟悉现代市场。在四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在国家法规和政策保护下，这些农民既非常骄傲——没有成为“落水者”，但又非常焦虑——不有效对接市场就不能致富！

    从我国农民接受现代文明尤其是市场文明的角度看，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农民接受市场文明犹如“落水者”，则中国农民接受市场文明则似乎更像一个“自学者”。在“自学”过程中，分出“优等生”、“中等生”和“不合格生”。其中，具有很强市场观念和适应市场能力的“优等生”，大多数已经作为农业转移人口自愿（而不像西方那样被驱赶）来到城市，或者在农村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具有一定市场观念和市场适应能力的“中等生”，则开始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那些基本没有甚至排斥市场文明元素细胞，或者适应市场能力的“不合格生”，则仍然从事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从常住人口（不是“身份标识”）的角度看，农民经过分化，目前留守在我国农村的，大多属于市场文明中的“不合格生”和少部分“中等生”。这也就是我国“小农户与大市场如何有效衔接”中最薄弱的环节！

     西方国家让缺乏市场文明的农民成为“落水者”，付出了几代人的代价，最终消除了城乡居民文化或文明层面的差异，虽然结果很美好，但过程非常残酷，不适合中国！我国让农民接受市场文明的过程，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将其作为“自学者”（农村基层组织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渐进式改革中逐步推进的。现在看来，这一过程可能相当长，有时效果并不一定很显著。我们除了耐心外，还有何种更好的办法，使农民在接受市场文明、适应现代市场、有效利用市场中致富、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这是“三农”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难题，也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0010.20241015 “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文化符号：“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差异？

   文化源于生活、引领生活。在文化、文明的内核中，“文”——运用文字、知识的能力，在更大意义具有手段、工具的性质，而落脚点在于“化”和“明”——开化、开明、包容和开放。在文化层面，“乡下人”的文化符号以“使用价值”为中心，而“城里人”甚至“街上人”则以“价值”为标识。

   “乡下人”创造财富的要素主要是劳动和土地，看得见、摸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实实在在，不需要什么知识，更不需要抽象思维——劳动越多、越精细，产出就越多，学理上即使用价值量越大。由于土地具有无限可分性，且无论如何细分，只要劳动都可能一定的使用价值。而且，其生产的使用价值可以直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勤劳”、“朴素”、“本真”和“分散”、“封闭”都属于“乡下人”的特质！当然，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其劳动成果受自然因素——“老天”的影响——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也难以掌握其变化的规律，显然很神秘。因此，产生了盲目崇拜！迷信由此而来。

   “城里人”“街上人”则不同，几乎一切生活资料都依赖交换，其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在通常情况下需要协作，独立的个人很难完成，而且，产品或服务只有通过交换且交换成功（或得到社会承认），才是有用的。如果交换不出去（没人购买），其生产的只是无用的产品，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其劳动属于无用劳动。因此，城里人的文化基因是“交换”，内核是“价值”，关键在于算计，规则是等价交换。所以，“开放”“分工”“协作”“等价交换”和“算计”、“功利”，都构成“城里人”“街上人”的文化特质。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缺点，关键在于人们如何选择、组合、静化、内化并指导自己的行动。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不到18%增长到了2023年的超过66%，增加了四十八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惊人的跨越！几乎走过了诸多西方国家150-200年才走完的路。但是，应该看到，这只是按照人口计算的比率，从文化层面看，我国城乡融合任重道远！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角度说，优秀乡村文化的传承并吸收现代城市文化中优秀基因，还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反，文化冲突，甚至两种文化糟粕部分的叠加时常存在，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新形式……（例证略）。

    一个人有文化，主要在教育。这种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教育尤其是“近朱者”的氛围，以及自身“干中学”尤其是自我反省、接受新文化的能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尽管有高学历但仍然没有文化，而另一些人虽然没有接受太多的学校教育但仍然有教养！

   一个阶层有文化，需要文化碰撞中的社会引导，需要有耐心，中国农民转型更是如此。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度不在于物质层面的，而在精神层面的融合。另一方面，留守在农村的农民怎么办？精神层面的支持与物质层面的支持同样重要，是他们能够被有效组织越来，参与了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来的有效保证。

   一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强国建设，需要文化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得益于文艺复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功，得益于思想大解放。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有效推进，需要注重先进文化、文明赋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思想解放相比较，面对百姓由温饱、全面小康向生活品质提升的转型，面对已经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利益阶层，面对城乡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二十届三中全会后需要更加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先进文化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新一轮改革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0009.20241014 中国农民问题改革的次序：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决定？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

   由城乡对立到一体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了先市场后政府，实质是资本掠夺、政府买单之路。先后经历了200多年时间，期间几代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不能走这样的路子。

   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源，是改革由中央政府设计并推动，而基层缺乏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所以，改革成为“弯弯绕”（斯蒂格利茨、史晋川）。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的成功源于中央顶层设计并进行了由下而上的改革，期间最关键的是通过分税制改革、考核机制及其与此相联系的博弈式晋升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一个个相互竞争的主体（张五常）。

   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也是源于安徽凤阳基层（集体组织中的农民群体）的创造？但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高度分散的农户、农民或者生产组织能否成为改革的主力？基层的改革主力量是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的20个“一号文件”，既表明中央的重视，也表明“三农”问题仍然是个“问题”！其中，最大的是农民问题。问题到底在哪里？难道在市场为先还是政府为先问题上还存在犹豫？在政府层面上，既然中央或者高层非常重视而且进行了顶层设计，问题是不是在基层或地方政府？

   假说1：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不只是农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也是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开拓新市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长期扩大内需）的必要，

   假说2：克服农民致富、共富和全面发展的短板，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市场，而不只是市场作用下政府补缺。

   假说3：深化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领域的改革，关键在于创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将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意图）内化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并制度化、长期化（地方政府像招商引资那样为解决“三农”问题而进行横向竞争，是举国体制下可以实现的理想状态，也许不是最优状态）。

   假说4：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解决农民问题都需要组织农民，从分散走向有组织，从个体行为到集体行动，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自组织缺一不可。

0008.20241012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立场、理性，或者情感？

   刚踏进大学门，我学的是商业计划统计，毕业留校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与“三农”没有直接联系。2000年前后开始关注农民问题，目前是更加爱上了这一研究。有人问我为何？曰：因来自农村，父母是农民！又问：出于“情感”，还是立场？我想：兼而有之，有“情感”才有坚定的“立场”！

   我最熟悉的是经济学圈子。这里确有一批值得尊敬的农民问题专家。但也应该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农民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无病呻吟”或赶“时髦”的倾向。尽管没有任何用处，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我想：这可能纯粹属于对农民没有“情感”的个人“理性”——时下项目更容易立项、成果更容易发表？

   我也经常与经济学以外的圈子打交道，有一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但是，也有相当一批研究农民问题的，尽管对农民没有多大“情感”，也不太了解中国农民的实际，居然也产出了一个个有“影响”的成果！我想：难道纯粹是“立场”正确？

   研究农民问题并产出真正对国家有用、能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的成果，是否需要将“情感”“立场”和“理性”结合起来？

0007.20241010 揭示中国农民何往的视角选择：三重生产及其“路径依赖”“低端锁定”？

   考察人的发展、全面发展，必须联系具体的发展场景之中，揭示中国农民自身发展及其规律也是如此。如果说职业角色、身份标识、文化符号为解剖中国农民提供了分析工具，那么，要真正揭示三维视角的中国农民行为方式、特征及其规律，特别是为“中国农民何往”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就必须将其放到丰富的中国实践中去，放到中西方不同发展场景的比较中去！但是，这里的场景似乎又太大。如果漫无边际地泛泛而谈，肯定不会有新发现的。

   昨晚再读《资本论》第一卷，尤其是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忽视得到启发：能否从生产和再生产角度展开分析？事实上，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都在或在不同时期着进行三重生产：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农民或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初步思考发现：目前中国农民发展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不仅从这三重相互联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产生，而且又起着反作用!

   中国农民的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要生存，一刻也不能停止物质资料生产。人类要发展，必须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在这一层面，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时代变迁和农民、中国农民的特殊性？职业角色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在劳动组织方式（分工、协作）、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以及在市场对接及其先进生产要素的吸收与应用（尤其是新科技革命新经济下生产方式变革中数字鸿沟）、积累和再生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引致生产效率、效益和收入上的差距？

   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时代变迁和农民、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前生活资料的消费的过程也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生活资料消费的范围、数量、质量决定着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身份标识、文化符号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卫生体育娱乐等发展资料消费上的差异性或不足是产生城乡居民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并会起反作用，影响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

   中国农民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时代变迁和农民、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前两种生产具有累积效应和代际传递效应，影响家庭的人口生育、子女教育培养？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既需要提高代内共享水平尤其是发展资料消费的共享范围、水平和质量，还需要在生产、消费和分配领域，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及其内部探寻更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代际公正机制？

   三重生产和再生产的交互作用：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是另二重生产的基础，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物质资料（服务）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动力，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又是另二者可持续的保障。三重生产是一种交错关系？分化后的中国农民在三重生产中存在“路径依赖”“低端锁定”？

   分析中国农民物质资料（服务）、劳动力，或者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生产的行为选择，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行为选择，不能只是进行经济学分析，需要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数据经济学等分析，需要运用一切规范分析、实证研究和综合研究等一切有用的分析工具。

0006.20241008 农民元素细胞解剖：“一核三维”？

   这次澳大利亚之行，通过观察与思考，加深了对“农民”的理解，尤其是初步厘清了解剖或解读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范畴的思路：一方面，农民有两个基本元素细胞：劳动和土地，也即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其中，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性质、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营方式下农民的区别，主要由土地的性质——私有（含小土地私有），还是公有（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承包经营、集体所有租赁经营等），以及由此决定的劳动性质（自我雇用、雇用劳动、集体劳动，还是合作劳动等）共同决定。土地和劳动的性质，是解剖农民范畴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农民或乡村财富创造中，劳动和土地有不同的组合（参见下图）。在不同组合方式下，农民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其中，职业角色是基本角色，而独特的身份标识和文化符号都是派生的，不是所有类型的农民都具有的。由此，在经济学分析中，可以得到“一核三维度”的分析框架（见下图）。在这一框架下，也许更能科学甄别不同类型的农民，产出更有创新性的学术思想或观点，提出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民实际的政策主张。

等）

0005.20241006 文化符号的中国农民共富：文明碰撞和现代（工业）文明新形态新样式？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5：在这次澳洲之行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与学者交流还是和农场主（农场工人）接触中，深切感受到，这个以移民为主国家，虽然其祖上有多么不堪，但都深刻着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烙印——工业文明，其典型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以交换及其增殖为主要目的，对外部世界保持开放性，人与人交往中坚守着交易的基本原则——等价性，人自身则追求高度独立性！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引致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思想大解放，是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现代文明形成中，英国的贡献巨大。正如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所说：“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97页）。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资本利用强大的黏合力，将一切生产要素黏合起来，用于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用工业化改造了传统农业，创造出了比在此以前一切社会形态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得多的财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这种文明“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是资本家剥削技艺的进步，具有具有掠夺性，甚至嗜血性，不仅“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580页），而且会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为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近200年的时间（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澳大利亚虽然独立较晚（1931年），但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独立后的英联邦国家，完全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中长大！所以，澳大利亚继承的是西方城乡关系的“衣钵”，是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德国以外）的复制。

   探讨中国农民致富和共同富裕，不仅要从职业、身份角度看问题，还要从文化角度考察。在中国当下，说“你真是一个农民”，肯定不是褒奖，通常具有贬义。而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则被认为是自谦！这里的“农民”是一种文化标识的农民，而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农民都带有“落后”甚至“愚昧”的含义。对此，我们不能仅停留在道义上的批判，而要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及其改变之道！

   众所周知，一切文明的底色是农业文明。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起步比西方晚了将近200年（从英国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算起）。尽管工业文明发展较快，但毕竟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引导的是城市文明。在农村，传统的农业文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农业文明的核心元素细胞和文化标识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说，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是在对土地（自然）的依赖甚至崇拜、对劳动的崇尚基础上逐步衍生并拓展的！这种传统农业文明孕育出了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优秀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得以永续的精神支撑。但是，从现代社会视角，传统农业文明是有缺陷的，从农民致富角度包括但不局限于：土地的无限可分性、土地依赖、崇拜带来了农民习惯于“自己动手”、分散生产和自我封闭（分田到户契合了这一文化？），劳动投入与产出的直观性、自给自足引致对劳动要素的掠夺式经营而对产出不确定性的先进要素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对自我指挥劳动的推崇带来的对合作和分工的排斥性，等等。这种文化缺陷在自然经济下不是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其追求财富使用价值产出最大化而非商品交换中价值最大（导致使用价值与价值最的矛盾，如丰产不增收）、自给自足而非市场需求（如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等缺陷，就成为其致富的主要障碍！这实质上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

    传统农业文明的缺陷不是中国特有的，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前也是如此。不过，经过200年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资本剥夺农民，目前这些国家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业工人，是具有工业文明基因但目前选择在农业领域就业的人而已！中国则不同，基本上是以传统农民为主。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工业化推进和四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根本性变化，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他们继承了传统农业文明中最优秀的品质——勤劳，部分农民也接受了工业文明中最重要的特质——开放精神的熏陶（这一部分人大多已经转移到城市，即所谓的“农民工”），但是，随着农民的分化，“存量”或留守在农村的农民，还遭受着传统农业文明的缺陷——自我封闭与工业文明的缺陷——利已主义的双重冲击。因此，率先在县域内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等集体行动中的矛盾不少（这是公有制条件下的特有矛盾）。这一点，既往的经济学分析都是作为外生变量来考虑的。现在看来，必须将其纳入分析框架！

    西方是用工业文明改造传统农业文明的，其手段或途径是“粗暴”的：用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农民小土地私有制，用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显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承包经营体制长期保持不变，决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化不能也不会走西方的“摧毁”路子。但是，我们能否从“用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中得到一些有用的启示：国有资本、耐心资本赋能传统农业的改造？鼓励和支持“适宜”城市人力资源或特定群体的“下乡”以带动现代文明“下乡”？尽管速度可能慢些，但值得尝试！

    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农民共同富裕需要城市的支持，既包括“进城”方向为农村转移人口、农产品市场和服务供给等提供便利，也包括耐心资本、人才、适用技术、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下乡”。但是，值得关注并研究的一个现象是：不仅是相当一部分地道的“城里人”（事实上多数三代以上皆农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跨越体制藩篱“跳农门”的“新城里人”，既不愿意主动“下乡”去，也不待见农村人口、产品和服务“进城”来！这里有可能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是否也有文明（化）的碰撞或冲突——既没有摆脱传统农业文明的缺陷又没有真正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我们是否都还只是处于新旧文明的交汇处？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形态并创新具体的新样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是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发展理念、一种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要有文化、文明的支撑。如何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碰撞中，在继承优秀传统文明和借鉴现代（工业）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生产资料公有、生产交易公平、权利实现公正、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文明新样式，也许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0004.20241005 身份标识的中国农民共富：共富不共富，关键看纯收入，还是生活成本？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4：从这次考察澳大利亚Rutherglen农场兼酒坊，同时结合2008年在美国农场、2018年分别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农村或农户，以及2019年在加拿大乡村和古巴农村的考察或学术交流，我深切体会到：无论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德、西、葡、澳、加相比较，还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论长短，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身份标识!

    自从1958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来，对于我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社会有序运行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依托这一条例的诸多政策的综合作用，客观上产生了以下结果：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民不仅在政治权利履行上有差异（主要是选举权，通过改革目前基本实现了城乡均等化），而且在经济社会权益实现上存在巨大差异。城市居民（“城里人”）还是农村居民（“乡下人”），成为享受不同权利的标识！与共同富裕直接相关的是，城乡居民享受不同的社会公共服务：“城里人”享受着以政府财政保障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政策强制由社会相关主体提供保障），而“乡下人”则主要依靠土地来保障。城乡居民不仅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占用上差距很大，而且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差距更大。也正因为这种身份标识，所以，市场化改革中那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仍然不能享受城市户口工人的社会待遇，而只能以“农民工”身份（一种享受农村人口社会待遇但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出现！

    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高水平或较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而在古巴则实施较低水平的城乡均等化。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目前在现代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主要不是在城市（我国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的现代化甚至超过了西方，差距主要在“软件”）而是在农村、农民，即还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现代化水平较高而农村则相对较低。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上的差距！

    事实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已经意识到了城乡公共服务这块短板，而且在“财政惠农”方面确实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要求相比较，我们做的还很不够。特别是，理论研究还严重滞后于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讨论农民共同富裕问题，关注的焦点仍然在农民收入，而没有将农民的生活成本纳入分析框架并作为核心问题加以重视。在我看来，富不富不只是看收入水平（I），还要看生活成本（C），即要看收入剩余水平（M=I-C）！对于农民来说，I主要取得于产量和价格共同决定的收益与生产成本的比较，但I并不是决定农民富裕水平的唯一因素，还要看生活成本C。从我先前的研究看（博文0019），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剩余不足的主要因素，不只是I低，影响更大的是生活成本C高。由此推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影响中国农民致富和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是生活成本C太高！

   农民致富、共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评点了资本剥夺农民、城市掠夺农村、工业化改造农业所产生的宏观效应（之一）：为城市工业扩张随时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新需求、新市场。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也不会走西方的老路，但在世界大变局下，关键是要创造出一条稳住外需、扩大内需的新路子，其中包括拓展农村市场。在农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刺激农民需求是困难的（有可能比城市居民更难，更加陷入自给自足的陷阱）。因此，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不仅是农民致富、共富的关键，而且是有效刺激农村有效需求的重大举措。

0003.20241004 职业角色的中国农民共富：“增收”与“减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3[9月24日考察Rutherglen农场兼酒坊]：Rutherglen（鲁瑟格伦）农场兼酒坊由坎贝尔家族于1870年创立，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由第四代传人科林和马尔科姆兄弟负责生产经营。农场不仅生产葡萄，而且致力于酿造出拉瑟格伦最好的葡萄酒，创建了“CAMPBELLS OF RUTHERGLEN”（鲁瑟格伦哨子）品牌（见“我的相册”）。尽管年产量不大，但产品很有特质，其产品不仅在奥尔伯里市乃至新南威尔士州很有影响力，而且是外国游客喜爱的品牌。农场占地3000余亩，从事葡萄生产、酿酒和营销业务，正式用工在30人左右。

如果纯粹从职业角度论农民，即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看作是农民，那么Rutherglen农场的30余人都是农民，包括农场主（地主，本地有些农场则是租地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将地主、农业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来看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无论是农场主还是农业工人，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市场选择（学理上，农业资本家受平均利润规律支配，农业工人在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下受劳动市场供求规律支配）。

然而，在我国，为什么农民共同富裕会成为一个老大难题呢，如何有效解决？在我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人口规模大、人均土地面积少所形成的“大国小农”格局很难有根本性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将长期保持不变。在此情景下，思考和解决中国农民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增收”（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与“减负”（提高公共服务保障水平，降低生活负担，相关数据参考博文0019）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可以发现一些进一步思考、研究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农业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工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在中国两大约束条件下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适用性？中国的小农户面临的到底是规模不经济，还是如何有效组织起来，参与和分享农业生产深度加工、经营的成果（协作和分工的“结合生产力”是理论基础，组织农民和生产方式创新是关键举措）？中国不同类型租地农场的合理规模（分区域、分业态）？如何提升“存量农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范围水平）和自由选择职业的能力？农民职业能否、何时及如何成为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职业选择？

要解释清楚并解决上述问题，单纯从职业角度考察农民也许无解，还要考察身份、文化意义上的农民，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0002.20241003 关注谁来种地，还是农民往哪里去？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2[9月25日奥尔伯里市（Albury）]：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东南部的奥尔伯里市（Albury），面积340平方公里，人口约 5万人，相当于我国一个小县城。但是，它却是当今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不仅畜牧业十分发达，有澳大利亚最先进的牛、羊胚胎转移植技术和最优良的奶牛品种，而且制造业、零售业、旅游业、教育、卫生和职业服务业也很发达，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也非常现代化，建有小型飞机场，有Latrobe和Charles Sturt两所大学和两所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院校、9所公立小学3所公立高中和多所私立高中、5所一级医院（包括州立肿瘤医院）。

这次考察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一是这座城市的形态或空间聚落的变迁：由周边村镇逐步兴起，在交通先行、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跟进的催化下，由“口”、“吕”、“品”再到“器”的建城史，值得我们思考中国县城、中心镇、村镇到底如何建，如何在县域城镇也能享受中心城市的现代化生活（现代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关键），避免有“城”无“市”？二是这座城市的人口构成。这里不仅是周边地区农民（农业工人）的聚集地，而且是传统意义上的白领阶层的向往之地，常住人口中的多数是中高收入阶层。尽管没有高楼大厦，但不仅常住人口每年都在增长，而且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都超过150万。

在我国，面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自然科学家们经常担心的是今后谁来种地？在我看来，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上不成问题，关键是社会问题，即在中国2020年—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我们的土地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种，以及传统农民往哪里去（中心城市、县城，还是村镇），让他们真正享受现代生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们讨论城乡融合主要关注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在我看来，以人为中心，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关键是城乡居民的双向流动！不能只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中心城市转移，中心城市人口向城镇、村镇有序流动是关键（带来先进理念、文化、技术、生活方式并带动相关产业，但目前存在政策“禁区”），需要基于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

0001.20241002 中国农民的特点——不只是职业而且是身份、文化等标识

    2024年9月23-27日考察澳大利亚随笔1[9月24日考察农场，同时结合2008和2018年分别在美国农场和德国农户的考察]：目前学术界基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考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而众多对农民就事论事式的研究也根本解决不了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农民不只是一种职业，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是一种特殊身份标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西方农民要么纯粹是一种职业(农业工人)，要么是土地私有者（德与美澳差异），而中国农民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具有与城市居民享受不同权利的身份（医疗、养老、教育…），以及与土地“绑定”、身份“绑定”所产生的以“路径依赖”为典型特征的文化符号（“恋土情结”等）。这些身份“绑定”和“路径依赖”文化符号，既避免了西方国家地主和农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夺，但也存在着排斥现代化进程中先进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渗透和……等现象。因此，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仅仅从职业角度（就业和收入增长）来考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解剖中国农民的元素细胞入手，进行系统性“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