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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硕士生课堂——《中国经济学专题讲座》7：

 

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现代化

 

秦兴方

20231031

 

国民经济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构成，即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升级用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内容。本讲主要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构建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现代化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等。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

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11月1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要全面深化抗疫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亚太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1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2.为什么要构建设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曾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为什么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任务、要求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对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文章从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1）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主动选择。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12年的47.3%下降到2020年的31.7%，延续2006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的趋势；过去9年中有4个年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0%，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主要国家政策内顾倾向上升，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伴随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国内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经济增长动能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遵循大国发展规律，对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主动作出调整，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

（2）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社会各界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还有不少短板弱项。我们必须树牢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筹处理当前和长远、自主和开放、政府和市场、全局和局部、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打通堵点、补齐短板、畅通循环，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不断引向深入。

（3）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把握和认识这一变化，更多立足国内谋划发展，加快推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和部分商品对外采购率过高的问题，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不断增强经济体系的抗冲击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与此同时，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争取战略主动，通过扩大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塑造我国在国际竞争和发展中的新优势。

 

3.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

（1）关键是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

（2）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3）途径是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二、区域协调发展（略）

区域协调发展，包括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两个部分。其中，第一方面是我国克服发展不平衡矛盾的重大举措，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我国区域发展的重点有所不同。党的二十大对我国未来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总体安排（见下）。第二个方面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下一部分作专门分析。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三、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现代化

1.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1）城市与乡村分离

在人类发展史上，城市是在乡村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它脱胎于乡村并逐步与乡村分离，从而成为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空间的，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学者们曾试图厘清两者分离的过程及其根源，但都没有成功。例如，亚当.斯密提出的产业和城镇发展 “自然顺序论”，认为社会中的大部分资本投入的顺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土地的社会，投资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种极自然的顺序。总是先开垦了一些土地才能建立很多城镇；正是城镇里那些粗糙的制造业的持续经营，才使人们投身于国际贸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斯密的“自然顺序论”描述的乡村和城镇产生的一般顺序，是极其朴素的，从一般性描述财富起源的角度看，也许无可厚非，但是，这一理论没有揭示城乡分离的深层逻辑，难以为解决城乡矛盾提供科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早期的城市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为防卫他族侵犯而产生的。“只要它(乡村)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1）。在防守需要而用石墙围起来的“城”的基础上，在“城”中逐渐聚集了更多的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以及享乐等其他需求，出现了以商品交易特征的“市”。这样，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决定城市产生及其发展的起始因素是阶级斗争、战争及其防卫的需要，而根本性推动力则是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所以，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商品交换极为有限，所以，城市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城市通常是用于攻防需要的“一个孤立的据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9～160.）、 “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一个除师傅、帮工、学徒、平民的劳动分工外“没有大分工”的地理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13、27-28）。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迈进文明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城乡分离过程极其缓慢、漫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例如，德国的城乡分离过程就经历了三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13、27-28）。在城乡分离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城市大多是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非商业中心或经济中心，城市与乡村之间差别不大。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庄园和城市两个经济中心并存，在封建经济规律支配下，各自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不同的经济体系。所以，城乡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为城乡对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即城乡分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分工、专业化发展和商品交换，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城市与乡村对立

在人类历史上，城乡分离过程极其漫长，但从城乡分离真正走向城乡对立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交织发展。城市不仅成为劳动力的聚焦地，而且成为市场化、科技革命过程中的派生性生产要素——资本、人才、技术、知识的聚集地，成为人类最先进文明成果的汇集地，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商业活动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社会生活中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业革命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加速了城乡分离，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又在推动城乡分离转向城乡对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一方面，城乡分离本身推动了产业分工、社会分工，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04）。在工业革命及其资本驱动下，进一步加速了城乡分离及其各类分工，加速了人口向工厂和城市集中的进程。“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增加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5）“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工业把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76-677）由此，在不同工业化程度和人口规模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等级的城市，而诸多不同等级的城市逐步连接成为一个个城市地区，这些城市或城市地区不再是过去封闭的社会单元，而是不断开放的经济社会活动空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心，形成现代城市工业文明，逐步替代农业文明，成为主导社会文明进程的主体力量。从生产力角度看，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专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城乡加速分离，是当时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6）

但是，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大加速了城乡分离转向城乡对立。在工业革命产生前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乡村一直安逸地坚守着“劳动+土地”这一财富产出的生产要素结构或模式。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一模式被资本界入、工业化界入打破了。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的支配下，在城市非农领域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的资本开始向乡村、农业领域转移。随着资本与土地相结合，传统的乡村阶级结构也被打破，在农民、地主基础上产生了农业资本家或者资本主义租地企业家，与佃农不同，他们以资本主义工业化方式经营农业，雇用农业工人并在农业资本家或者其代理人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农业生产，以分工协作为主导的土地规模化经营、产业化或市场化经营，替代了封建的、以自我指挥、小块土地生产、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这种以资本主义大工业方式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包括种源改良、土壤改良、生产技术、先进生产工具等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将传统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并引入分工、协作机制，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是，这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又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在农业上的任何进步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更是掠夺土地的技巧上的进步。“一个国家越是大力发展大工业，那么这个破坏土地的过程就越迅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8）特别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方式发展农业，毁坏了工农业之间原始的纽带，资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侵占、排剂、剥夺和驱赶着那些固守封建生产方式的小农，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流向城市，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和工业化扩张的后备军。由此，也无情地摧毁着传统乡村，使乡村走向凋敝、衰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脱胎于乡村的城市逐渐远离了乡村，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心，在城乡对立的矛盾运动中越来越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城乡对立格局真正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 “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当“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才使城乡分离真正表现为城乡对立。

   （3）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学术史上，对于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已经关注，在批判的基础上设想了“城乡和谐”模式，如莫尔的“乌托邦”社会、圣西门的城乡人口平等思想、傅里叶的“和谐社会”及其 “法朗吉” 基层组织、欧文的“理性社会制度”和“共产主义新村”，等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并汲取了其中合理的成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后果，……欧文和傅里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不仅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关消灭城乡对立是消灭旧分工的基本条件的论断，而且还汲取了空想主义者有关未来社会人口均衡分布于全国、“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每个人尽可能地调换工种”、“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9-310）等思想，为他们设计未来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愿景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另一方面，经典作家们也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看了到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的表象，缺乏对城乡对立根源的认知，因而其解决方案设计带有“空想性”。在他们看来，只有从社会制度层面消除了城乡对立根源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科学设计，才有可能找到城乡一体化之路。

在历史分析基础上，尤其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城乡关系进行了合乎逻辑的、体系化的构想。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即“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9-310）。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消灭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具有必然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13）

第二，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要实现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13），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下旧的社会分工，才能消除工农之间的对立，“才能使农业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26）。

第三，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条件。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也就是“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46），才能使“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4）。同时，也“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6），只有“让城市的先进生产力来辐射边远地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6），只有“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有组织的劳动，并且只有在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4）， 才能使乡村得到不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乡村与城市的融合。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有制和资源有计划配置是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条件或前提条件，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包括产业和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分布，工业与农业的紧密联系，交通等基础设施覆盖城乡，农业劳动组织化、科学技术广泛利用，城市先进生产力辐射到乡村等边远地区等，是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实现条件。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理论，强调“要自觉运用科学，结合工农业，重新分布人口，通过集体劳动，实现城乡融合”（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2）。而且又从社会主义城市功能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理论。列宁指出：“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无产阶级掌握了城市中心地区，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神经中枢和心脏（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4），无产阶级领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发展将会同步前行。在列宁看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不再是资本家或富人的乐园、穷人的地狱，城市将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全体劳动者共同参与建设，并且共享城市繁荣和文明成果，城市将成为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者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一体化思想表明：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向城乡融合、一体化的演进，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度只是创造了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还需要通过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创造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条件。

 

2.新中国经济史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变迁

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作为现代部门与乡村仍属于传统部门相并存的状态，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过去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或瓶颈，目前则现代化强国建设面临的难点和重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其变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区域经济奠基性理论之一。刘易斯(A.Lewis，1954)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存着农村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相并存的格局，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设计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后来，费景汉、拉尼斯(H.Fei & G.Ranis，1964)修正了刘易斯理论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这样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就成为在古典主义框架下分析二元经济问题的经典模型。出于对刘-费-拉模型的反思，乔根森(D.Jogenson，1967)力图在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哈里斯特和托达罗(Harrist & Todaro，1970)则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中国经济分析中将二元经济论广泛应用于城乡经济的分析。当然，必须注意，以上学者的相关理论都是有假设条件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面对不同阶段不同的主要任务，我国城乡关系实践探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城乡分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这一时期，为了迅速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和薄弱的工业基础，以便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我国实施了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通过努力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主要布局在城市，所以，工业优化发展实际上也是城市优化发展。尽管如此，我党还是注意到了统筹兼顾城乡关系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54）。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明确了城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28）。

但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对城乡关系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特别是，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保证工业优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

（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城乡统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以市场化改革为基本取向，开启了以农村改革带动城市改革并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进程。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激活了农村活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农村改革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动力和外在压力，由此开启了打破城乡分割之旅，推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黄泰岩、李德标.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01),35－41）。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为此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由此，我国进入了近二十年的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新阶段，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心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这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大规模转移创造了条件，为农民增收和农民市民化开拓了新渠道，但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对乡村的极化效应也逐步放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在世纪之交达到高峰。

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则提出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不仅从2004年开始将中央“一号文件”聚集于“三农”，坚持“多予少取“政策，减免直至取消农业税，而且聚集城乡统筹发展，在统筹规划 、统筹管理 、统筹公共资源分配等领域推进了一系列改革。

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2007年10月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即“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在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构想，在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还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在1978-2012年这一历史时期，在我国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以及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城乡关系也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对立，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嬗变，并开始向城乡一体化目标迈进。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城乡融合、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这一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城乡关系也进入了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在城乡关系上的“新”不仅体现在由城乡统筹发展转向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而且体现明确了城乡一体化要以人民为中心，也即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还体现在提出并实施了突破城乡一体化难点和重点的乡村振兴战略，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3年12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将建国以来的城镇化由波动城镇化、农村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正式转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其典型特征之一是突出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政策上着力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注流动人口的“落地”，强调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全体居民共享（吴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历程、变迁与反思[J].社会学评论.2019(06),82）。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启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同时强调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保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2020年和2035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目标，在随后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进行了具体部署，强调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简称 “三个全面”）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9-2021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就“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及其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进行了制度安排。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三个全面”为目标推进乡村振兴并开启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新局面，加快补齐、补上乡村发展之短板，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实践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国情尤其是城乡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

新中国建立七十余年来，我国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再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城乡关系的实践探索证明：在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要从城乡分割、对立走向城乡统筹，再向城乡融合及其一体化方向发展，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具体发展阶段，分阶段、分步骤、分重点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也要由低层次逐步向高层次演进、攀升。

 

3.城乡融合发展及其现代化新进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策略，并在党的二十大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延续和发展。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现代化

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不断高级化、高度化的过程。

（1）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现代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一般是指产业结构保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正常状态，主要从静态或从一定阶段上要求优化产业结构，侧重是产业间的协调，是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从动态趋势要求优化产业结构，是一个渐进的长期发展过程，是产业结构从一种合理化状态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一种合理化状态的发展过程，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必然结构、必然结果。

（2）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现代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由低度水准向高度水准不断演进的趋势及过程，是产业结构整体结构性的转变，是产业结构的质变。这时的“高级”的主要标准有：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产业结构成长的客观趋势，特别是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增长，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出现，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的层次；产业结构变动速率既不超前也不滞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产业结构变化能使经济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达到较高水准；产业结构的变化能使国家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安排

关于产业及其组织的具体研究，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主要从国民经济发展角度研究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问题。党的二十大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出了总体安排。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3.新科技革命新经济下未来产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根据现有理论、方法并结合过去的实践经验研究当下问题，并对未来进行展望，而不是将未来（产业、城市、乡村等）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新科技革命新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也在改变着科研范式。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新质生产力（参见博文0269）。深入学习和贯彻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江苏已经率先行动。本文除了对江苏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价值，对于社科工作者科研选题、大学生研学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特别推荐。

——参见我的个主页0269：项目辅导（122）&我的教学（71）：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解释

   0301：我的教学（91）&项目辅导（134）项目选题（30）：高度关注未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