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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生课堂——《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讲课提纲4

 

 

人力资本赋能乡村生产要素结构现代化

秦兴方

20231015

 

本讲主要介绍乡村变迁中的经典理论，探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本赋能传统农业现代化、乡村现代化和农民全面发展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乡村财富创造的原始生产要素组合或结构的现代化为目标，重点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正负效应，分析城乡人力资本双向互动的必然性和途径，研究人力资本界入传统农业改造的形式和有效途径，以及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联的农村聚落规划与建设、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协调配套等。

 

一、人力与乡村变迁经典理论

   涉及乡村变迁中的人力理论很多，有两个经典理论必须研读：马克思有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前提的资本驱离农村人口理论，以及舒尔茨的用人力资本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1.马克思：资本驱离农村人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机器大生产对农业、乡村、小农的影响，特别是在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中揭示了以下原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农民丧失小土地私有权、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前提，既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雇用劳动，又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国内市场，进一步又促成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奥秘。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7）。

——韦克菲尔德意识到了没有雇佣工人资本就会死亡：“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在那里，“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就劳动者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很大的份额而言——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马克思评价认为，韦克菲尔德所描绘的是自由殖民地的境况，但他无法揭开的背后所隐含的本质是：“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奥秘，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对资本迁入——的秘密”（同上，880）。究其原因，“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同上，880-881）韦克菲尔德在美洲殖民地看到了与宗主国不一样的情况：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盛行，每个人都能随着一小块土地，劳动力价格很高，而且即使支付多高的工资都很难找到合适的雇佣劳动！这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就得到了保证。”但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现在就遇到了难题：在殖民地，“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上“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而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中间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转化为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转化为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同上，882）。这对于资本家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韦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些弊端的后果是：“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遭到障碍”（同上，883-884）。对于韦克菲尔德来说：没有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雇佣工人，没有相对过剩人口，不能把工资的变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允许的范围内，没有工人对资本家的绝对的从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方式发展的最大阻碍！是殖民地的最大的弊端！其后果“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但是讽刺的是，韦克菲尔德比较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和作为殖民地的美洲的农业经济后，事情的反面就暴露出来了：殖民地的农民比宗主国农民更富！马克思评价说，对于这些资本的献媚者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并不矛盾，因为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都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灭殖民地。因此，韦克菲尔德认为，“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按照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土地得来的资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速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奥秘”（同上，884-885）。对此，韦克菲尔德说：“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须是不断的、有规则的。因为，第一，既然任何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所有移入的工人就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从而就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同上，885）。韦克菲尔德的政策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制定不由市场调节的人为价格，让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从而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其实质是工人为了能够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支付给资本家的赎金！这个赎金不仅让工人为资本家老爷创造了“资本”，让他能剥削更多的工人，而且使政府能够用这一赎金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找到他的“替身”！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韦克菲尔德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在乡村人力资本投入、配置领域，既为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合理利用资本提供了依据，也为打破乡村固化的动力结构并构建适应市场、创造市场、与国内大循环形成相适应的现代乡村生产要素结构提供了依据。

 

 2.舒尔茨：用人力资本改造传统农业

早在1766年，亚当·斯密就对人力资本作出定义，认为一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当作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在社会固定资本中，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的项目，除了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学得的有用才能。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在抨击古典学派将体力劳动看做是惟一生产力的观点时，也提出过“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的概念，他将由物质财富的积累形成的资本看作是物质资本，而由人类智力成果积累而成的资本当是“精神资本”。

20世纪中叶，科技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资源禀赋学说难以解释象日本、德国这样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如何从二战废墟中迅速崛起，同时，美国对外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所谓“里昂惕夫之谜”，使得部分学者冲破传统伦理道德及人性自由束缚，掀起了“人力资本革命”。其中，贝克尔是主要倡导者之一，1964年出版了其代表作——《人力资本》。

他认为：用于教育、在职训练、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信息等实际活动的支出都是一种投资；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人力资本是一种人格化的资本，与人本身不可分离，工作性质、种类等都会影响人力资本的使用，同时也意味着人力资本具有私有性质，如何使用取决于个人，人力资本生产率取决于拥有这种资本的人的努力程度，适当而有效的刺激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人力资本的价值是由人力资本的各项开支所构成，但是人力投资的成本计量除这些实际费用支出外，还必须计算“放弃收入”，即“机会成本”或“影子成本”，等等。

 

舒尔茨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贡献者，而且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分析，其代表作是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出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文第一版）。由此，他与刘易斯一起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证明：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由于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其资源配置处于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所以传统农业依旧落后、贫困，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要改造传统农业，就必须向传统农业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可以打破传统农业均衡。在本书中，他认为传统农业没有剩余劳动力，或者不认为传统农业能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不认为文化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有多大影响，另外在回答“二战后对穷国的援助为什么不如马歇尔计划的效果好”问题时，认为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了资本在穷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或者穷国追加了大量物质资本但人力没有跟上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舒尔茨用人力资本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影响巨大、贡献不可抹杀，但也有诸多观点存在争议。特别是，他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制度为前提条件的。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基本国情尤其是历史上农业文明根深蒂固、农业人口规模巨大、现行乡村创造财富的原始生产要素结构独特。因此，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其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但决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二、我国乡村发展滞后的若干假说（讨论）

  我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是传统部门的代表，发展相对滞后。如何克服这一滞后性，促进乡村振兴及其现代化？在人力资源（本）层面，关键是要通过人才丶人力资本投入，促成"劳动+土地”产生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化合作用，实现劳动效率丶土地效率的变革，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及其全面发展。为此，不仅要了解乡村发展相对滞后，而且更主要的是要深刻把握相对滞后的生成机理。

 根据我在农村生活的体会、2004-2007在县域挂职锻炼和2010年以来对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实践的研究，从与资本主义社会比较的角度，对我国乡村发展滞后在人力资源（本）领域的存在问题及其根源，提出以下相互联系的假说：

总体假说：与资本主义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中资本在乡村、农业领域的自由流动及其由此带来的农民分化不同，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制限制了资本的流动性，阻制了资本在农业领域的野蛮作用，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避免了农民被资本无情驱离，但土地集体所有小农户丶小地块分散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弱化了经济发展中农民正常分化的进程，加剧了乡村动力结构的固化，延缓了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乡村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总体假说，具体包括四个具体假说：

假说1：与资本主义下农民分化主要是不适合市场、组织化生产经营的小农受到资本排剂、被迫离开土地，而地主或大农则留守乡村并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不同，我国乡村不只是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关键是受市场化机制驱动，主动离开土地、乡村流入城市的是人力资本含量高的青壮年劳力，而留守乡村的则主体是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纯农户或兼业户，加剧了乡村动力结构的封闭性和活性。

 

资本剥夺小农生产后，按照工业化方式，由农业资本家或者其代理人指挥农业工人有组织地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对此，马克思说：农户小生产 “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的自然力，”而大生产有可能“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19）。当然，这种大生产创造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9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在1984-198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累计转出农村劳动力达到556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113万多人。在随后的发展阶段，除了1989-1991年期间因治理整顿而使转移速度大大放缓外，其它年份均保持平缓增长。到2011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5863万人（资料来源：根据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提供的相关年份数据进行整理）。据专家们的调查研究，我国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大多是高流动性通用人力资本。曹利平（2009）根据河南省固始县的研究数据表明，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集中在25-45岁年龄段,而且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总外出人数的64.1%。蒲艳萍、李霞（2011）对四川省的数据研究表明，四川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力军是 31～50 岁之间具有初、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已婚男性，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的 “精华”，而留守劳动力主要是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已婚女性。目前，中国人才的比重分布主要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行政区吸引了大量人才,即使是普通地级城市，其人才比重也相对较低（武荣伟、王若宇、刘晔、古恒宇，2020），县域城镇和乡村更低了。

 

假说2：与资本主义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不同，我国农民规模巨大但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土地面积极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承包制下纯农户单位土地产出的效率较高，但由于缺乏协作和分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较低，而兼业户无论是单位土地产出率，还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不高，因此，传统农业综合效率不高。

 

根据戴雄武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9（01）发表的《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一文，发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见下表）。可以进一步对土地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力）比较

假说3：与资本主义下资本黏合农业科技人才、有组织性的农业工人下乡不同，我国以政府主导的“三农”人才下乡机制既有制度优势，但也存在适用性、衔接性、持续性问题，对乡村传统动力结构的变革效应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资本主义下农业科技人才、农业工人下乡都是由资本组织的，是市场化、资本化行为。在我国，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市场化机制作用下离开土地、脱离农村，却没有市场化机制让适宜人才流入农村。长期以来，流入农村的人才主要是通过政府组织的。例如，2007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实施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是党中央为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江苏同时设立了985村官计划）。2014年5月30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大学生村官工作座谈会后进一步明确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定位，即国家开展的选派项目，性质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系非公务员身份，其工作、生活补助和享受保障待遇应缴纳的相关费用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管理及考核比照公务员有关规定进行，由县(市、区)党委组织部牵头负责、乡镇党委直接管理、村党组织协助实施，人事档案由县(市、区)党委组织部管理或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免费代理，党团关系转至所在村。

 

假说4：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冲突使得乡村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农业文明占主体的国度，农民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和情感，既孕育了珍爱土地、勤劳朴实、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优秀品质，但也强化了小农意识，并且与长期以来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相结合，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发展劳动与土地正常分离、农民自然分化的难度，强化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降低了农产品商品化率和农村市场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城乡文化差异及其发展差距既使大量青壮年“跳农门”流入城市，也对人才流向乡村产生了障碍。

 

   劳动与土地结合过程中创造了诸多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具有两面性，乡村文化也是如此。如何保护、继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或消极因素，并与城市现代文明有机结合，是农民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中的重要课题。

 

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方向

    1.总体：人才是乡村振兴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理念和政策体系

    在总体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主要由人的发展差距引起，需要树立人才是乡村振兴第一资源，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支撑的发展理念，加强理论创新并为科学决策提供指导。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摘要：

……

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

（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具体：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政府和市场两大关系

关键是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方面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既要在“存量”上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型，又要在“增量”上吸引乡村急需的各类适用人才的流入；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又要善于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

在市场主导区间，制度供给的关键是激活资本黏合人才的功能。在乡村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或者“劳动+土地”组合中适宜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完善清单制度，清晰界定社会资本的活动边界。根据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实际，创造公平、宽松的营商环境，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向县域、乡村流动，特别是引导社会资本向鼓励类产业或领域流动，充分发挥资本黏合人才、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功能，既促进外源性人才嵌入并内源化，又通过吸纳县域、乡村本地劳动力，使他们在“干中学”中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成为本地发展所需的实用性人才，带动县域尤其是乡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升。

在市场与政府双轮驱动区间，制度供给的关键是要发挥外源性人才带动本地人才成长的效应。目前看，主要是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根据财政部、农业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施意见》（财金〔2017〕50号），政府重点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领域包括农业绿色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农产品物流与交易平台和“互联网+”现代农业。在这些领域，无论是政府财政资金还是社会资本，不仅具有黏合人才等先进要素的功能，而且由于这些项目直接落地农村农业，社会资本及其人才的嵌入会带动本地农民的直接参与，项目本身对农户、农民的思想解放、生产方式升级、劳动技能提升和生产效率提高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在国家层面，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与高等职业院校、政府合作，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科技人才和农业农村管理人才。

在政府主导区间，需要建立健全城乡人才均衡配置的支持体系。在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导者或主要供给者。为此，推进医疗、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鼓励和支持中心城市重点医疗、教育机构等公共服务机构与县域、乡镇合作，建立医联体、教育联合体等新型公共服务合作单位，将人才、技术等优质服务资源嵌入县域；逐步打破医生、基础教育教师资源单位或部门所有体制，鼓励和支持中心城市相关人才资源到县域、乡村挂职锻炼、定期交流、对口支持、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适应新科技革命发展需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大力建设公共服务智慧平台，推进城乡远程教育、智慧教育、远程医疗和智慧医疗；鼓励地方政府与高等院校订单式培养、委托培养、定向培养乡村医生、教师等农村专业人才，联合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后备军；完善大学生就业制度，建立激励政策体系，引导、鼓励和支持优秀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农科类学生积极参与“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到乡村就业，施展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加大传统农民教育、培训、科普和农业适用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政府投入。

中心城市人才嵌入乡村，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专家学者、教师、医生和具有规划师、建筑师、律师等资格的社会各界力量志愿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美丽乡村和健康乡村建设，培养培训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工匠、乡村传统建筑名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挖掘、整理、传承和发展优秀农村传统文化，开展乡村健康、科普、法治等活动，进行以“三农”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生产，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乡贤是社会群体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商界精英、名医名师、科技型人才、能工巧匠或非遗传承人，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要充分调动乡贤情牵故土、反哺桑梓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他们回乡创新创业、技能传授、文化传播、引资引技引才；充分激发他们的仁爱情怀，服务民生改善；充分激发乡贤的道德力量，推动乡贤辅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中有关人才振兴内容摘要：

……

十、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一）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创新培训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引导符合条件的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

（二）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提高农村专业人才服务保障能力。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保障和落实基层用人主体自主权。推行乡村教师“县管校聘”。实施好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继续实施“三支一扶”、特岗教师计划等，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支持地方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综合利用教育培训资源，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化人才。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

（三）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保障其在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深入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计划和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健全种业等领域科研人员以知识产权明晰为基础、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四）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吸引更多人才投身现代农业，培养造就新农民。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用，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乡风文明建设、农村弱势群体关爱等。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加强对下乡组织和人员的管理服务，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性力量。

（五）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建立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建立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全面建立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等定期服务乡村机制。研究制定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