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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硕士生课堂——《中国经济学专题讲座》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秦兴方

20231018

 

社会主义市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而且必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即如何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机结合并成为实现其本质要求的促成机制。因此，本讲重点介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新发展，厘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及其经验，研究市场决定性作用条件下若干重大问题。

 

一、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新发展（洪银兴）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首先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而且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发展的，具有阶段性。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又具有中国特色。这里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到底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很多认识还模糊不清，大多停留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市场经济模式，或者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阶段。事实上，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一般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有重大区别；发现市场失灵之处，明确了市场有效作用的范围；发现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成本，指出在市场制度外进行制度建设的路径，等等。归纳起来，可分为四个方面。

注：本节中1-4的引文,主要源于洪银兴的《赢得市场: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或者《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经济评论》，1998年第6期）。

 

1.市场经济的有组织性和市场调节。

市场经济是否可能具有组织性？传统理论的是否定的，认为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我国在转向市场经济后出现的许多无序竞争状况就同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认识相关。但是，一方面，即使古典市场经济理论，也没有认为市场经济是只有竞争的无组织经济，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大大增强。

 

一方面，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就是在起组织和协调作用。具体地说，市场调节面对的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者，市场调节的功能是对各个竞争者的活动进行协调，从而在各个竞争者之间起一定的合作关系，达到资源在各个竞争者之间最佳配置的目标。显然，市场经济是竞争和合作相兼容的经济。就如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说明价格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时所说的：“价格制度使人们在它们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平地合作，而每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则是各行其是。”① 他还指出了市场解决组织和合作问题的机制：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 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原因是，在市场制度中，卖者和买者之间的交易是自愿的，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在这种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决不能仅仅强调放开竞争的一面， 还必须加强市场协调机制的建设，建立起竞争和合作相兼容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批评资本主义时就指出了当时的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毋庸置疑，在亚当.斯密时代、在马克思时代，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唯一调节者，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成千上万个原子型企业。显然，在这种市场经济中试图实现全社会的计划性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以后的市场经济又发展了100多年，市场经济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逐步克服自己的无计划性的缺陷。其突破性进展主要有三个。一是在 19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集中和垄断；二是在30年代大危机后，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开始干预经济活动，其目标就是解决宏观范围的均衡问题；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从而为市场经济活动的计划性提供了信息手段。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 1977年在他的《经济学展望》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同瓦尔拉斯和马歇尔描述的市场经济有明显区别：（1）市场不再是“原子型市场”，由于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垄断性企业控制了市场，垄断企业内部的计划性会带动它所控制的市场的计划性。（2）没有组织的市场已经被有组织的市场代替。市场是否有组织，可以从价格体系上反映出来，现实中存在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传统的“弹性价格”市场，价格仍然决定于供给关系。另一种是“ 固定价格”市场，价格由生产者决定。由于垄断力量的强大，现代市场经济中固定价格市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的组织性也表现得越来越强。根据希克斯的观点，现代的市场经济已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无组织状态的经济，不是以分散的众多的个体经营者为主体的经济，而是有组织的经济，这种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发展到相当规模的企业的组织性和在某个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几个企业内部的计划性。在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中，价格也不是随意波动的。

这同样也意味着在克服市场无政府状态方面的制度安排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通常所讲的政府计划替代市场，一种就是以大型的企业集团替代分散的小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国民经济计划性的基础要由下而上建设，也就是改变原子型市场的现状：一方面发展达到规模经济的企业集团，以企业集团内部的计划性及其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实现经济的计划性，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调节市场的途径来实现计划性。

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和有组织性同政府介入市场经济活动相关。古典的和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  场的自动调节，排斥政府干预经济。30年代大危机表明了这样一个现实：私有市场不能达到有关充分就业、 经济稳定和公平分配的目标。以后出现的凯恩斯革命，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 由  此开始了通过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实现市场经济计划性和有组织性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是同对市场失灵的认识相关的。西方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明确了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和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在市场有效作用的领域应该充分发挥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即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必须发挥作用。在这里政府的作用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政府作用领域主要包括：（1）调节收入分配，在它们的理论框架中，政府至多在收入分配领域中起作用，通过收入的再分配，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市场制度造成的收入分配悬殊问题。（2）提供市场制度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防、治安、教育等。（3）通过法律等途径克服市场制度可能产  生的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4）稳定宏观经济和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5）以反垄断等手段创造竞争环境。

 

明确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极为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要放弃整个经济的计划性。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天生具有计划性，市场经济运行的有组织和计划性需要有必要的制度保证。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而且可能将政府的计划机制与发挥市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有机结合起来。

 

2.不完全竞争市场和有效竞争

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推崇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如何看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

 

古典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当每个人在 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象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的最好的福利。这种最好的福利便是帕累托在19世纪阐述的最优状态：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转入他所愿意的境地而不使他人转入不那么愿意的境地。换句话说，如果有可能使一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不致使另一个人生活得更坏一些，这种状况就是 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市场自我调节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结果。概括起来，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市场供求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并达到均衡，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古典学派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经过后来的学派特别是新古典学派的推广， 便产生了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神话：（1）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提供了产品的购买手段，即供给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当经济一旦处于不均衡时，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会使它恢复均衡。（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使之均衡；工资能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使之均衡。在这种自然和谐的均衡中，除了对货币供给实行管制外，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和商品价格的决定，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曾恪守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三大经济原则。然而，30年代发生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打破了市场经济的神话。从凯恩斯开始，西方各个学派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没有停止过。

针对市场自动均衡供求的机制，现代经济学各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不存在这种市场，能否创造完全竞争的市场，以实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如果创造不出完全竞争的市场，需要寻求何种制度安排来弥补市场制度的不足。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一种抽象，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是以这种抽象假定为前提的。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功能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作为假设前提和分析的出发点，与这种假定相适应的市场结构具有下述特征：存在着许多厂商，每一个厂商相对于市场范围而言是小的，他们生产没有差别的产品，并且都不具有任何市场支配力。每一个厂商都把价格作为既定的因素，并且面临着对他的产品完全具有弹性的需求。简而言之，完全竞争市场是厂商不能控制价格的市场。而在现实中，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 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托拉斯、卡特尔等大的垄断组织相继出现，使得建立 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理论不能与现实情况相符。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理论。西方经济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不完全竞争市场，一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二是市场出现垄断。存在垄断是竞争不完全的重要方面，就如萨缪尔森所说，最严重的对完全竞争的背离来源于垄断成分。垄断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企业的巨大规模可以形成垄断，而造成巨大规模的因素可能是大规模  生产固有的东西。商标、专利和广告经常构成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其他原因。不完全竞争可以说是现实市场的常态。现代经济学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三种形态 ：完全垄断市场、 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这三种形态的垄断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竞争，居垄断地位的厂商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对市场的支配力。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所有成功的厂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运用市场支配力，即在不损失对他们产品全部需求的条件下提高价格的能力。一个厂商为了运用控制其产品价格的能力，必须能限制竞争，在竞争受到限制、价格可能被少数厂商控制的市场上，市场调节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必然受到限制。因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假设的厂商完全受市场支配的原理在这里不完全适用。萨缪尔森说：“只有当完全竞争的平衡和抑制作用存在时，所声称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优点才能完全实现。”② 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场合所说的市场自动均衡市场供求的作用就是不完全的。这就是萨缪尔森说的：“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 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③ 在现实世界中，竞争远不是完全的。厂商不知道消费者的偏好在何时变动，许多生产者根本不知道其他生产者所使用的方法，从而成本不会降低到最低点。由此萨缪尔森指出，竞争的制度是组织经济社会的一种办法， 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在我国转向市场经济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竞争的完全性是一个难以达到的极点。就如萨缪尔森所说的，利用人为的法律来创造完全竞争是不可能的。问题的解决在于维持发生作用的“有效竞争”④。现在需要明确所谓的“有效竞争”包含哪些基本要求。首先，相对于抑制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创造充分竞争的环境是必要的。没有竞争便没有市场经济。即便我们已经明确完全竞争是难以达到的，但也不能放弃创造充分竞争环境的努力，特别是对我国过去长期存在压抑竞争的体制来说，尤为必要。根据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创造充分竞争环境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1）把自由进入某一行业的障碍限制在最低限度，由此强化的竞争有助于压低寡头的价格。（2）政府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政策，对于旨在规定垄断高价和控制供给的相互勾结的行动毫不宽容。（3）在某些没有必要垄断的行业，大厂商应被拆散为许多小单位，这主要是指在某些完全垄断的行业应尽可能创造竞争，就象美国当年打破电话电报行业独家垄断、形成独家公司经营电话电报业务那样。其次，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并非完全是坏事。由分散的生产走向生产的大规模集中，甚至产生寡头垄断的市场，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许多生产者为创造自己在市场上的垄断优势而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偏好提供差别性产品，本身也是竞争的产物。社会也可由此而得到利益。相互竞争的企业在达到势均力敌的境地，为避免两败俱伤，谋求某种落后，由此可节省竞争费用，是对社会资源的节约。从这一意义上说，在肯定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时一般地反对垄断，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 更不能为了追求市场的自我调节而退回到古典的完全竞争状态。再次，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维持有效竞争实际是要维持竞争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就如现实的市场 是不均衡的市场。不均衡的市场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卖方市场，一种是买方市场。这两种不均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垄断。卖方市场是以卖方为主导的市场，这种市场是短缺的市场。由于短缺，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面对卖方的垄断，消费者的需要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买方市场是以买方为主导的市场，是“ 消费者为皇帝 ”的市场。这种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市场。面对买方的垄断， 生产者面临着严重的产品实现问题。 从效益方面考虑显然应该选择买方市场而不是卖方市场。在买方市场上，买方对卖方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但是只要卖方之间存在着充分的竞争， 就能较好地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后，面对客观存在的垄断等不完全竞争状态，竞争的制度不是组织经济社会的一种唯一的办法。就是说，需要有竞争制度以外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不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所有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政府的调节还是国家的反垄断措施，目标都是要加强市场的调节作用。就如萨缪尔森所说：“政府的调节和国家的反托拉斯法是混合经济制度用以提高价格制度的作用的主要武器。”⑤

 

3.市场不均衡和市场建设

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神话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市场价格调节会自动实现供求平衡，但我国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现象表明：这种“自动”是不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不均衡是常态，要实现不均衡到均衡，必须具有一系列条件，必须推进现代市场建设和市场规范建设。

 

在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中， 市场供求在价格的调节下自动实现均衡，即在均衡价格下结清市场， 既没有超额的供给，也没有超额的需求。与此相应，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局部均衡理论，还有一般均衡理论。 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只要市场机制充分作用，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整个经济可以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来实现均衡，这种均衡反映竞争的均势。受此理论的影响，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作用产生了一种迷信，以为只要市场放开，市场机制就能充分作用，市场就能实现供求平衡。我国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推行了一系列以放开为内容的改革，其中包括产品、生产要素退出原有的计划分配或购销渠道，但是在放开以后市场的运行出现了严重的无序性和混乱性。这就提出了对市场的自动均衡供求的功能的认识问题。

市场之所以具有均衡市场供求的功能，根据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的解释，主要原因是市场制度中，卖者和买者之间的交易是自愿的，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在这种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是自愿交易的双方都得到好处，这就是“双赢 ”的原则。如果在市场交易中一方以损害另一方利益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就象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那样），达不到双赢， 就意味市场均衡供求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二是价格的协调作用。价格只有在准确地反映市场稀缺性程度时才可能起到均衡供求的作用。由此提出了市场均衡供求的条件和秩序问题。

根据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只有在具有完全的市场功能时才会起到自动均衡供求的作用。完全的市场功 能，不仅是指存在完善的市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存在完全的市场机制的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正是从市场功能不完全出发提出了现实中的市场供求不均衡问题。根据市场均衡理论，市场供求在价格的调节下自动实现均衡。其机制是供给、需求和价格在充分竞争条件下形成均衡价格，在均衡价格下，市场结清，既没有超额的供给也没有超额的需求。因此，只要市场机制充分作用，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现实的市场并不是这种均衡市场，各种非均衡理论指出了导致市场不均衡的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宏观不均衡、价格刚性、供求对价格缺乏弹性、竞争不充分等等。这些市场非均衡的分析，不是一般的否定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而是要指出实现市场均衡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由于某种条件的不具备，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经常会偏离均衡。从一定意义上说，偏离均衡是一种常态。但作为市场经济，总会提出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均衡的要求，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阻碍市场达到均衡的体制因素进行市场化改革。一是克服价格刚性。价格刚性是指价格对供求的变动缺乏弹性，不能随供求变动而变动，导致价格不能结清市场。比如，某种产品在供不应求时，价格不会随之上升，结清超额的需求。反之，某种产品在供过于求时，价格不会随之下降，结清超额的供给。英国经济学家哥穆尔卡在 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曾经用这种价格刚性论说明计划经济国家的短缺现象：短缺是因为价格不能随需求增加而充分上涨引起的。价格刚性的主要体制因素是国家定价机制。只要价格不是在市场上形成，而是由国家规定，价格刚性就不可避免。针对我国现行的价格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变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在市场上形成，从而使价格反映产品的稀缺性程度。二是克服供求弹性不足。供求弹性不足是指供给或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价格变化时，供给和需求不会随之变动，价格的调节不能结清市场。供求弹性不足有多种原因，其中最典型的是软性预算约束。科尔内曾经用这种软性预算约束来说明计划经济国家的短缺现象。所谓预算约束，简单地讲是指预算收入约束支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预算线的概念，表示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购买行为受预算收入和市场价格的约束。科尔内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与企业存在着一种父子关系，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在这种软性预算约束下，企业的需求行为对市场价格的高低变化不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产生短缺现象的原因。每当发生投入品价格提高等外部经济振荡时，企业都能借助一定的手段，如取得政府的补贴、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途径增加收入，扩大预算支出，形成无法满足的需求，吸纳市场上的商品，使投入商品价格的提高无法结清超额的投入品需求。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产生的资金短缺现象原因也在于此。在软性预算约束下，企业贷款对利率缺乏弹性，企业不会因为利率提高而减少贷款。显然，中国转向市场经济需要解决市场供求对价格的弹性问题，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使企业真正由过去的依赖国家转向依赖市场， 从而使市场对企业真正起调节作用。三是强化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生产者并不完全听从市场的调节。竞争不充分主要起因于垄断和保护。在垄断条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规定垄断价格，使价格不能反映供求，也起不到调节供求的作用。保护主要指地方政府对本地处于劣势的企业保护，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和产品因保护而不能退出市场，造成了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不公平竞争也是竞争不充分的重要表现。 在我国不公平竞争主要表现在政策机会不公平。国家对不同的所有制实行不一视同仁的政策，国家对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实行某种倾斜政策，这种政策的不公平造成竞争机会不公平，由此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效应。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率依赖于充分竞争的机制。针对竞争不充分的现状，强化竞争的主要途径是从体制建设上调整政府行为：一方面打破地方政府的保护；另一方面是改变各种倾斜和歧视政策， 使各个企业在国家统一的政策条件下唯一地依靠自己的竞争力争得利益。

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阶段，已经具有了如下特征：（1）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2）市场竞争充分并有规范；（3）市场调节信号完善并准确；（4）市场活动有较高的组织程度。我国目前的市场与现代市场的差距表明了创建现代市场的内容。我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的，面对的是市场不完全的状况——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很不完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需要根据现代市场的标准提出建设现代市场的任务。1.建设现代市场。我国在取消要素分配的计划渠道后，没有及时以市场渠道来代替。结果使产品找市场的时间拉长，取得市场信息的费用增大，流通秩序混乱。由此造成过大的交易成本。因此取消计划分配或销售渠道的“破”必须同建立市场渠道的“立”结合起来。目前市场建设要走出两个误区，一是是把市场建设仅仅等同于建设市场场所和设施。不少人的观念中讲到市场建设，就是建市场场所，结果出现了有 “场”无“市 ”的状况。二是建立低层次的集市贸易型市场、多环节转手倒卖型市场，替代原有的计划渠道。这两个误区不仅形成了市场建设的过大费用， 还使市场建设得不到预期效益。实际情况是 ：第一，原先的计划渠道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低层次的市场是替代不了这种计划渠道的。第二，市场不仅仅是交换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交换的联系和达成交易的机制。走出市场建设误区的关键是加强市场联系建设。其中包括进入市场的主体的培养和引导，供产销联系网络的建设，市场信息手段的完善等。根据现代市场的标准，应注重建设具有现代水平的各类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及期货市场，建立利用现代科学手段的市场网络。2.建立市场规范。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竞争、自主经营，决不是无序的、没有规则的。竞争者只有遵守一定的规范，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并有效率。现在市场建设中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只注重市场“硬件” 建设，忽视市场“软件”建设，由此造成了市场机制在无序状态中运行。根据现代市场的要求，我国目前的市场规模建设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1）价格放开后必然建立定价行为规范；（2）竞争放开后必须建立竞争行为规范；（3）在投机性市场建立严格的市场规则。各类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风险大、投机性强的市场，这类市场易于波动，波动带来的影响也特别大，因此对这类市场特别需要有严格的规则。市场规则的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类市场要建立自律性规则，规范各种市场行为，加强各个市场主体的自律，形成各个市场主体自我约束和互相制约的机制。二是政府制定完善统一的市场法规，建立完善的执法系统，以严明的法制规范企业行为从而将市场经济的运行纳入法制的轨道。三是规范市场中介机构的行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等中介机构是市场的监督保障系统。中介机构的不规范行为许多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规范中介机构的行为，除了制定详细的规则和加强管理外，还要建立各种信息披露制度。

 

4.市场调节成本和市场以外制度建设

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假设交易成本为零，而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实行市场制度不仅有成本，而且单靠市场制度本身是无法克服的，需要靠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

 

市场调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没有运行成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先后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科斯、施蒂格勒和诺斯等人发现了实行市场制度的成本，同时也发现这种成本是实行市场制度所固有的，单靠市场制度本身是无法克服的，只能靠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来加以克服。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他们关于在市场以外进行制度建设的理论主要以对市场运行的新发现为基础。

第一是交易成本的发现。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把人们在市场上的交易过程归结为单纯的市场机制的操  作，市场的运行被假定为无成本的过程，收集市场信息和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均是无成本的。人们在市场调节下的调整也是无摩擦的，因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调和组织经济是无成本的。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现代经济学的一大进展是发现现实的交易始终是有成本的，原因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投入了时间、精力和资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依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发现，交易成本是实行市场制度所必然产生的成本，原因是在市场制度下，任何一项经济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议定、讨价还价、对合约的执行和监督，要取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和需求的信息，等等。科斯在198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曾这样描述交易成本：“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交易的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⑥ 从中可以看出，交易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连续阶段，与之相对应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费用，即寻找交易伙伴的费用，协商和决策的费用，监督与执行的费用。后来，信息经济学产生后，人们就用信息来说明交易费用，即把上述交易过程中的三种费用简化为信息费用，是在交易过程中由于缺乏信息而造成的资源损失。因此，交易成本包括寻找市场、寻找真实价格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和监督合约执行的成本。这种实行市场制度的成本，不可能靠市场本身来降低。在交易成本为正时，需要进行某种制度安排。

第二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现。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假定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者都是“经济人”，每个  人都会按市场调节信号作出合乎市场规则的反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等人将政治行为 、社会行为、 心理行为引入经济学研究，或者说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心理行为，从中发现了不合乎市  场规则并影响市场调节和宏观政策效果的各种行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存在着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所谓机会主义，按照威廉姆森的定义，是指狡诈的自私自利行为。最为典型的是搭便车行为，即不付报酬获得某种利益的行为。面对某些人的搭便车行为，市场调节的效果便会出现扭曲。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靠市场本身来克服，也需要市场以外的制度建设来克服。

第三是市场信息不完全的发现。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假定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信息是完全的，个人的 经济行为完全由价格来支配，价格在经济行为人之间传递有关稀缺性的信息。代表现代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信 息经济理论则发现，现实的市场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理想中的完全竞争市场之所以能达到最优配置是因为在那里信息是完备的，但现实中的经济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备状态，当市场信息不完全时，市场配置资源不一定是有效的。市场本身是一个交流信息的机制，完全信息下，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不会发生冲突。而在 现实的市场上，信息交流并不仅仅表现为价格信息。市场上每个决策者都掌握着自己独有的信息，而基于这 类信息的决策只能由其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才能使他持有的信息被充分利用，同时每个决策者都 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阿罗指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信息不完全问题：（1） 由于未来状况的不确定，市场在转移风险负担方面是失效的，原因是经济系统不能创造出为 承担风险的完备的市场。（2）价格信息是不完全的，实际经济行为部分地是由非价格变量支配的。信息的不完全，加大了市场调节的成本，这就是诺斯总结的：“生产调整过程取决于信息费用。市场越不发达，信息传 播技术越原始，调整过程就越长。”⑦ 信息不完全的另一个特征是信息不对称，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竞争模型假定信息是均匀分布的：市场交易的各方对市场的了解具有完全的信息，交易双方都了解所交易的商品的 特性，了解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因而同等地接收由价格传递的市场信号。这也可以说是市场调节有效性的 一个重要理由。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却发现信息具有不均匀分布的特征，即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交易 双方对所交易的商品的了解程度，对同一市场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利益关系又阻碍信息披露。这样， 占有优势的一方总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例如，在旧汽车市场上，销售者掌握的有关销售对象的性能的信息比 买者更多。当市场所有的信息没有被交易各方所了解时，资源的配置不一定是有效的。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实现的交换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第四是政府失灵的发现。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发现了市场失灵，因而提出了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则发现，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也会失灵，政府介入公共产品的分 配会出现“寻租”行为，出现官僚主义行为，出现腐败，从而影响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果。其中最典型的是“寻租”行为。寻租即利用权力寻求“租金”。企业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可证之类的批件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就得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租， 这不但导致政府腐败，同时也是资源的浪费。

通常，在对资源配置的制度选择上，人们总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却发现：上述问题，靠市场无法解决，靠政府也无法解决，可行的途径只能是在市场和政府以外进行制度创新。当然，这种制度创新不是抛弃市场经济制度，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1．企业制度建设。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企业是作为对市场的一种制度替代产生的。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了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节约市场运行的成本。他针对交易成本 这种市场制度的成本，提出了克服这种交易成本的途径：一是通过界定和调整产权来降低这种成本的思想。二是以企业代替市场的途径外部分工和市场协调转变为内部分工和管理。由此可克服市场交易的成本。三是通过必要的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交易的成本。根据这个理论， 我国目前的企业制度的建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产权制度建设。交易成本为正，就有必要界定和调整产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产  权制度建设，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明晰企业中资产权的归属、控制、产权收益和风险，在产权制度上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明确企业中的产权组织，其中包括出资者产权和法人产权分开后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第二，企业规模的调整。企业替代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企业之间外部的市场协调，通过内部化的途径变成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因此推进企业间的联合和纵向一体化是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当然，在新的体制中还将保留众多的中小企业，众多的中小企业在市场上则受大企业的支配。2．信息制度建设。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 信息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获得有关的信息就增加了达到 最优配置的可能性，任何厂商和家庭进行决策都要依据所掌握的信息。因此，哈耶克认为：社会所面临的根 本性问题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如何最佳利用散布于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决策者所 掌握的信息完备程度和准确程度，这又取决于经济体制的信息利用机制。经济行为者愿意为信息、为信号支付成本。这就提出了信息成本问题。信息成本对企业规模及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起决定作用。在信息不完备 的条件下，获得和传输信息有成本。经济行为者面对的问题是降低信息成本，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在信息 经济学看来，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价格制度的作用无力实现最优化，因此，降低信息成本的途径大量的是制度方面的建设问题，“非市场控制，不论是道德原则还是外在地强制施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对效率来讲都是必需的。”⑧ 由于决策者所作出的决策不仅取决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还取决于对方所拥有的“私人信息”。因此信息和激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经济体制其激励机制都必须面对如下问题：（1）能否诱导社会经济成员真实披露其私有信息。（2）所交流的信息能否诱导经济成员采取符合社会意向的行为。信息经济学认 为，单靠市场不能解决的不确定性问题和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效率损失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在市场以外的制 度建设问题。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企业是一个信息组织。在企业内部的信息通道，不仅要能够获得比任何一个个人都要多得多的信息，还要对组织有用的信息加以协调，以降低信息成本。在决定厂商的经济行为方 面，将非价格信号引入调节经济行为人的信息调节系统，可说是信息经济学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一个相当重大的修正。针对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价格制度的作用无力实现最优化的现实，信息经济学指出，非市场控制，不论是道德原则还是外在地强制施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对效率来讲都是必需的。针对利用信息方面的 免费搭车状况，信息经济学发现，信息成本是包含在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这两个过程中花费的成本。两者相比，传输信息的成本比获得信息的成本低得多。因为，获得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进行研究和开发。信息获得 后进行传输则便宜得多。由此提出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问题。在制度上保障支付了信息成本后获得相应的收益，能推动技术的进步。3．政府调控制度的建设。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应该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调节功能，政府的 调控机制也需要制度化。针对政府承担调节功能并介入公共产品分配后难以克服的腐败和寻租现象，克服政 府失灵，需要建立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推进民主政治。4．市场法制和秩序的建设。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体制的法律保障，企业进入市场、退出市场和市场竞 争的秩序的建设； 企业间合同的签订和执行的法律约束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5．道德规范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都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为了实现社 会的利益，企业还应遵守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规范的建设，一个重要内容是克服市场运行中各种 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 以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这种道德规范建设实现就是精神文明建设。

交易成本本来是指交易的成本，这是实行市场制度所固有的成本。将交易成本理论进一步推广，交易成本就是实行一种制度安排的成本，由此便产生比较制度成本（费用）问题。比较制度费用是选择制度的重要依据。交易成本同样也客观地规定了各种制度性调整和变化的限度。制度性调整有多种形式，如企业代替市场，政府管理，法律调整等。采用哪种制度方式，都要考虑这种制度运作的成本。就如科斯所说：“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就如在企业代替市场的场合，并从企业代替市场的角度规定企业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如果企业的行政成本很高，高到无法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问题，一种替代的方法就是政府的直接管制。它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当然这是在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来进行活动而说的。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必须进行比较制度成本的分析，以最低的制度成本 对企业 、政府、市场等方面的制度作出选择。

 

洪银兴教授总结、归纳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新发展发表25年来，得到了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的验证，证明了其理论归纳的科学性，是一篇值得研读的经典文献。当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市场形态、交易方式等正在经历着革命性的变革，必须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理论创新产生巨大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发现和理论创新。

本节注释：

①弗里德曼 ：《自由选择》， 中文版， 18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②③④萨缪尔森 ：《经济学》， 中文版， 上册， 62、190、70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⑤萨缪尔森 ：《经济学》， 中文版， 中册， 199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⑥R ·科斯等著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中文版， 20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⑦D ·C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中文版， 9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⑧肯尼迪 · 阿罗 ：《信息经济学》， 中文版， 118页，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史及其经验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难的不是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而是如何将市场机制作为公有制本质要求的实现机制或促成机制，也就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其中，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饮食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是曲折的。

 

 1.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1978年至1992年，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能不能改革”,“改革是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等问题展开了经济体制的大论争。以薛暮桥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与此同时，反对者坚持认为，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属性。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受到持谨慎改革观点影响。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中共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随后又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写进新修改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确认。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调节为辅”的提法，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1985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提出完善市场体系的问题，强调要发展商品、资金、劳务、技术四大市场。

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作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2.1992-2012年：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

     1990年底，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就“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检验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了阐述，他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南方谈话”的公开发表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表明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制订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主要标志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明显地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七项主要任务”，即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就业和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机制等。

 

3.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定型。其标志是确立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以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按照这个要求，提出了经济领域众多新的重大改革举措，成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决心，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在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拓展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4.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调整，而是所有人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只是发展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稳定问题。回顾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同时，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相比较，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启示或经验：（1）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服务，以“先富”带领“后富”并实现“富裕”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2）改革是重大利益调整，一定要将改革与发展、稳定统一起来，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方式。（3）改革归根到底是实践中制度变革和创新，一定要尊重基层的创造，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路径。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研讨）

1.总体：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大，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旗帜下，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含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含财政、金融等政策）和“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反映提出了改革的具体要求和任务。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2.具体：高水平市场体制建设中的若干重点问题

（1）市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健康成长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以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为前提。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健康成长尤其关键。习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的思想。2022年8月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又提出了“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的思想，并进一步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健康”。这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健康成长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2022年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五个重大问题之一。他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另外，参见我的博文：0072项目辅导（38）科学研究和正确认识、利用、治理资本；0071项目辅导（37）洪银兴：深刻认识资本特性及行为规律。

 

 

（2）市场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高水平市场体系是市场主体有效活动的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即在全国范围内，在充分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各地区市场间、各专业市场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有机的市场体系，对于我国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了市场主体竞争的公平性、让消费者有更多获得感，都具有重大意义。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等多方面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我的博文：0069项目辅导（36）刘志彪：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什么？刘志彪回答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三是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本文值得一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年3月25日）提出了三十条意见，主要包括：第一部分，“一、总体要求”，包含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3条意见。第二部分，主体部分，包含第二-七章的内容，分别是“二、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等4条意见）、“三、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建设现代流通网络、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等3条意见）、“四、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等5条意见）、“五、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健全商品质量体系、完善标准和计量体系、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等3条意见）、“六、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等3条意见）、“七、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着力强化反垄断、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等5条意见）。第三部分，“八、组织实施保障”，包含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优先推进区域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等4条意见。

 

（3）市场规则——负面清单制度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完善的市场准入规则、交易规则、竞争规则和仲裁规则等，为市场主体规范行为提供制度保障。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负面清单管理以前，我国对市场主体的管理，主要是准入制度，以正面清单管理为主导。2013年以来则开始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管理为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市场经济国家准入管理中较为通行的制度设计，一般由国家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本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原则，即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或业务。在我国，由于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较晚，而且企业所有制性质、功能定位、发展水平、适应市场能力差异大，在当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完善我国的清单制度，仍然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1979年7月出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第一部外资利用的法律文件，也是随后十多年外资利用实践的主要政策依据。1995年6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对外商投资的方向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份被称为“正面清单”的目录，规定了外商投资四大类，包括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是我国指导外商投资的主要文件。其中，鼓励类即鼓励外商投资，有政策优惠，目的是通过利用外资吸引技术和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限制类限合资合作或中方控股，禁止类即禁止外商投资，意在保护民族企业、本国经济或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敏感领域等。这份目录自发布以来，先后经过7次修改。2002年，根据我国加入WTO的实际和有关承诺，出台了新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第346号），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总体而言，1979-2002年期间，我国在外资利用管理沿习了正面清单管理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对外资准入管理经验的积累，为了科学引导各类资本投资方向，提高政府管理投资项目科学化水平，精准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2005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号），颁布了首个《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成为各类资本准入的重要依据。这一目录与1995年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类似，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组成，不属于以上三类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为允许类，不列入目录。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在2011年和2013年，前后两次对目录进行了重大修订和修正。但整体看，正面清单管理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实践，为国家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积累了经验。经过近两年的试点和经验总结，国务院于2015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5号）。这是全国首部有关负面清单的法规性文件，根据这一文件精神，我国的负面清单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国发〔2015〕55号文件发布的同时，还出台了《关于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2016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多地开展试点工作。在积累初步经验的基础上，2017年试点范围扩大到15个省市。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成为第一部在全国层面实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这一清单充分考虑到了与正面清单管理时期相关法规、政策的衔接，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其中，“禁止准入类”4项、“许可准入类”147项，共计581条具体管理措施。

——在国发〔2015〕55号文件发布后，于2016年9月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胞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同一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第6次修订，目录的结构设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将过去鼓励类项目中有股比要求的一些条目，以及限制类和禁止类这三类，统一整合成了外商投资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初见雏形，而在2017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就正式提出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就从过去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独立出来，正式出台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2019年，两部门进一步将原来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细分为两个部分，即《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由此，我国外资管理正式转向负面清单管理。